侗族创世款的进化思想

<正> 创世款是侗族款词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侗族先民探索史前世界奥秘的诗篇,它以美妙的神话和丰富的想象对天地和人类的起源作了一些合理的解释,具有朴素的进化思想。 (一) 创世款包括“开天辟地”、“四萨孵蛋”、“姜良姜妹”等内容。它真实地记录了侗族先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初看法。创世款认为,宇宙原是“混沌”一片,没有生物,直到“混沌初开"才分天地,有了山河云雨草木。侗族先民这种关于天地起源的混沌说,一方面道出了天地的最初形式,另一方面客观地说明了宇宙是逐渐演化而成的。科学已证明,在原始地球形成的最初时期,太阳系充满着原始大气和星际尘埃,太阳能无法照射到地球上,整个宇宙处于混沌状态。原始地球     

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

本文回顾了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学术探讨的三个时期。前1949时期,民族概念的学术讨论与国家和政治密切相关,受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一国家理论的影响深远。1949—1989时期,民族概念的学术讨论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分析框架,焦点是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1989年以后时期,面对西方理论的冲击和与世界学术对话的需要,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向解构和多元化反思发展,其中“族群”概念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本文认为,在持续一个世纪的发展以后,综合国家政治与学术讨论的影响,中国的民族概念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使用方式。     

伊斯兰教"真一"说与中国古代天帝观

“真一”是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核心概念,指真主的真实、独一与真主所具有的所有属性;天(帝)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是对宇宙主宰等的称谓。本文运用大量史料,对伊斯兰教“真一”说与中国古代天帝观进行了考证与比较,有助于对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在哲学层面深层次的认识。     

联盟与多偶婚：作为政治范畴的媵妾制与巴力婚

基于葛兰言关于上古中国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研究梳理，本文讨论了多偶婚研究在政治人类学中的价值意义。通过比较上古中国的媵妾制和古代阿拉伯的巴力婚这两种多偶婚形式所代表的两种联结社会的不同方式，可以看到群婚制的不同发展方向对于不同文明早期形态的形塑至为关键。在上古中国，“华夏”作为封建贵族联盟的“通婚圈”，其形塑了上古中国社会的一种整体性，而贵族联姻的媵妾制则是维系这种等级性的联盟关系之产物。     

拨开西方话语霸权的迷雾探求伊斯兰的本真

本文以《古兰经》经文为依据,辩驳了当前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关于穆斯林“好战不宽容”和“穆斯林妇女服饰压制妇女的权益”的错误认识,论证了西方文明面临的问题根源在其自身内部,而非来源于外部的威胁。     

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清至民国时期新疆维吾尔族札萨克制研究

清朝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实行伯克制的统治方式,“惟哈密、吐鲁番以札萨克制”。札萨克制是清至民国时期新疆维吾尔族社会制度史的重大课题,但囿于文献资料的零散与缺乏,国内外有关这一专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笔者根据清至民国时期的有关文献,结合实地考察所得资料,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哈密、吐鲁番回部归附清朝的过程 清朝建立初年,新疆地区尚处在准噶尔蒙古的统治之下,锐意统一全国的清王朝,极力想将新疆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哈密于我边塞,相去最近”。清朝注意新疆,不能不注     

“1998年‘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综述

自５０年代以来，“民族”概念问题一直是民族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建国以来我国开展过四次规模不同的讨论：５０年代中期史学界和民族理论界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６０年代早期有关“民族”概念译法的讨论；７０年代民族学界的牙含章、杨两位前辈为“民族”一...     

北京: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盛会

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 ,我们聚集在一个有着悠久文明、有着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多民族文化共生的中国 ,来讨论“都市民族文化 :维护与相互影响”这一主题 ,确实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费孝通     

从世界观看人类学的历史

本文以近代西学的源流为主线,叙述了学科的“大历史”。作者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他者’及其与我们之间的关联、对我们有启迪的学问”,把“他者”界定为“非我”或“非己”,指出这个概念超越文明的我他之别,不仅指人,还包括“物”和“神”。接着文章追溯了从“后中世纪”的科学到19世纪人类学,及其在“两战”之间、战后人类学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化。漫长的学科史的追溯表明西方人类学也是世界观的历史显现。本文也评论了西方人类学对近代世界格局的回应,述及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南方人类学”的兴起,最后落脚到“我们对世界人类学会有什么贡献”这一问题。本文开篇强调了非西方人类学史和区域民族志史的价值,结语部分则指出中国人类学能否为世界提供思想,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有心”。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以广西龙江流域村落历史及祭祀习俗为个案

本文在回顾近代以来与“社”这一概念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从广西龙江流域宜州市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叙述及当地“做社”祭祀习俗切入,分析村落“社”信仰生命力的来源,认为“社”源自于自然崇拜,承载着道德规范的力量,建构起信仰与禁忌相互依存的社会观念.与“社”相关的信仰与祭祀习俗在历史与当下的多重内涵,及其存续方式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足以使之成为切入民间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在田野实践上构成一种方法论.     

摩苏昆生态意识的多维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地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着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的持续发展。作为鄂伦春族文化载体的摩苏昆,构建了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因此,对于摩苏昆生态意识内涵的理解远不止对鄂伦春族生存的生态世界的线性叙事,其寓意更为深远。它是用说唱的方式探究人类、自然和社会的内部机理与外在关联。本文从生存方式的原生态保留、情感世界的原生态表达、萨满信仰的原生态存活、哲学审美观的原生态意蕴四个维度建构摩苏昆的生态意识,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和传承鄂伦春族的民族生态文化,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民间文学艺术在著作权法视野中的概念

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源远流长的关键所在,其进行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术语的选择和概念的明晰。本文将通过对民间文学艺术及其相关概念的比较,和对民间文学艺术特征的分析来进一步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民间文学艺术的范围。     

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问题

五十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就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但因大家对“民族”一词的概念理解不一致,结果出现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又开展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同样反映出由于对“民族”一词的概念分歧而引起的混乱。1963年,林耀华先生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民族”一词的     

中国西部文献研究述略——蒙古部分

一般论者将蒙古历史分为前期与后期的两个时代.本文所阐述的,是指蒙古时代的前期,即从蒙古部势力上升的十二世纪中叶开始,中经十三世纪,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形成以至扩展到世界范围,地跨欧亚的一个多世纪蒙古族的统治时代.这是蒙古族发展的主要时代.它包括成吉思汗蒙古汗国成立前蒙古部族勃兴时期与蒙古汗国成立后发展的两个时期.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舍勒的现象学价值论与伦理相对主义

本文从舍勒的现象学价值论与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关系入手,分别从价值的存在方式、价值偏好以及价值的相对性批判和伦理变更的历史相对性等多重角度集中展示了其价值质性和级序的非相对主义性质,从中可以看出舍勒在这一问题上的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立场,这是本文的第一个要点.接下来,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立场的内在含义和深层基础,本文又分别讨论了舍勒关于人的本质的特定解释和他对人格概念的现象学规定,以及他的人格主义主张,并从中引出了价值的个体主义原则,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要点.最后,结合相关理论,以对个体主义和伦理相对主义的评价结束全文.     

边疆人类学概述

人类学家关于边疆和边界的研究包括将内涵和认同层面存在差异的各个世界分离和联系起来的文化边疆,标示出地理空间的边疆以及形塑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community）成员资格的边疆。这些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常常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目前,社会科学已经逐步将对边疆关注的焦点聚集到其关系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不再将其视为政治边缘,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种探索路径。     

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有诸多突破“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尝试：借助“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强调“混杂性”和“流动性”来消解“中心”和“边缘”，或者拓展费孝通“走廊”范式对“互动”和“迁移”的强调，将对立转化为“中心”对“边缘”的区分和涵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世界主义”，以一元的“世界性”来突破二元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既指包含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身份认同，也指含括了时空万物的一种“宇宙-政治”观。世界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立场，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强调每个地方的世界性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特定结构。本文以此重新思考民族、族群、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边界, 强调每个地方存在的超越这些概念边界的“联系”——区域性的和历史性的、符号性的和物质性的、以及存在意义上的。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