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坐立姿态描写的修辞阐释

从现代身势学和文化修辞学的视角看,以“坐”与“立”为主的人物姿态是一种角色扮演的生存寓言,中国古代小说关于这些姿态的描写包涵着修辞性的文化规则和讯息编码。首先,它们是“主坐从立”以及“序齿而坐”等伦理规范的演示,是社会角色扮演的秩序化写照。其次,由职业性质决定的“文坐武立”以及由体质状况决定的“体弱多坐”现象,也形成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园地里的道道景观,尤其是《三国志演义》关于诸葛亮的坐态以及关羽的立姿等造型性描写颇耐寻味。说到底,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坐态立姿的描写是人物“生存寓言”的投射,特别是种种坐态描写更包含着哲理化的政治修辞和宗教修辞意蕴。     

偏执与规范：中国古代小说脾气描写的文化解读

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小说致力于写出人物脾气的偏执性。从“五性”视角看,我们可以将《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小说所描写的人物脾气归纳为相生相克的五类：柔媚水性,厚重土性,骄纵金性,憨直木性,暴躁火性。从情绪产生的速度来看,中国古代小说常常按照“缓急”、“快慢”等属性来框定人物的脾气,并进而逐步通过人物的行为方式和言语态度来坐实。从情绪变化的幅度看,中国古代小说又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人物脾气纳入到“狂狷”框架内进行描写,通过人物的言语态度将人物脾气的狂放或矜持反映出来。总之,中国古代小说关于人物脾气的描写大致符合传统文化脾性范畴,我们可以借此镜照现实社会人生。     

浅谈《金瓶梅》女性人物描写

《金瓶梅》以世俗女性为描写主体 ,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观念的变化。作品以明代后期现实为背景 ,在世俗家庭环境和场面中刻画女性人物 ,在婚姻家庭矛盾纠葛中表现女性人物的自我意识 ,综合运用多种描写手法 ,使女性人物塑造达到新水平 ,开创了中国古代小说女性人物刻画的新局面。     

鲁迅小说描写人物外在特征的传统性与创造性

鲁迅小说描写人物外在特征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及去粉饰的净化修辞方面。它既与中国传统小说有一致性,同时又有自己个性化的魅力。鲁迅描写人物外在特征的创造性主要表现为：从对人物外在特征“不变”及“静态”的描写,转向对人物外在特征“变化”及“动态”的描写 从对人物眼睛“形”的描写,转向对人物眼睛“神”的刻画。在描写人物外在特征“变化”的过程中,鲁迅小说还分别采用了“对比”、“同时性勾勒”及“追溯性”三种不同的方式,不仅有效地描写出人物外在特征的变化,而且更深化了对人物外在特征的描写。     

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女性容貌描写的植物化比拟

自宋元以后 ,中国古代小说的女性容貌描写逐渐出现了以“花”、“柳”等植物为喻象的倾向 ,这意味着以藻饰女性容貌为快意的世俗文化心态已渗透到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女性容貌描写的植物化比拟既建立在原始的“诗性的”隐喻思维基础之上 ,又吸取了传统诗词以及戏曲以植物喻人的经验 ,创造了一种以隐喻象征为特点的诗意韵致。同时 ,中国古代小说女性容貌的“植物化”喻象的特点是“可观”、“可餐” ,是男性作者在性别错位的社会里对女性容貌所进行的满足自身欣赏欲念的误读     

浅论《水浒》中的心理描写

由于社会历史环境、民族风俗习惯和艺术传统的不同,中外小说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呈现出各异的色彩,那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在极力推崇外国小说具有“细腻的心理描写”的同时,却讥笑中国小说特别是古代小说,“缺乏人物的心灵剖析”,这种看法就不是公允的了。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侧重于灵魂的解剖,创造出许多不朽的典型,如葛朗台、高里奥、安娜·卡列尼娜、     

淡彩浓墨总相宜:《水浒传》的肖像描写

人物的肖像描写在《水浒传》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与许多古代小说一样,《水浒传》的肖像描写深受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影响,讲究“写照”、“传神”、“写真”。但以语言文字画肖像与用线条和色彩画肖像毕竟不同,作家进行肖像描写,是要给读者以具体的形象造型,使人通过文字而唤起联想,从而对这一人物的内在性格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整体式的概括描写,是刻划描写人物的重要方法。作家进行这样的肖像描写,是给读者以总体式的具体形象造型,可称之为“写真”。（水讲传）中的几位主要人物的肖像描写,大多采用这种方式。鲁智深一出场,书中…     

因事见人——中国古代小说特点成因初探

与西方小说相比较,“因事见人”可谓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特点。所谓“因事见人”是指注重故事情节,并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描写中体现人物的性格。那么,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中国独特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是形成“因事见人”手法的原因之一。     

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的互动

纵观北宋后期到清初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之内在关系 ,三者经历了三个互动阶段 :1 宋元时期戏剧“小说”化 ,改变了自身的内容、性质、体制而真正成熟。 2 明代长篇小说“戏剧”化 ,小说由叙事为主变为写人为主 ,由记事为主变为记言为主 ;又吸纳了戏曲宾白的经验 ,使用方言。 3 明末清初 ,小说戏剧“诗”化 ,《红楼梦》用诗歌创造意境 ,结构小说 ,塑造人物。小说戏剧诗歌互动 ,使三者完美融合 :小说有诗之意境、节奏、韵律和戏剧般人物 ;戏剧有了曲折情节和诗的意境 ,诗歌可以结构小说、塑造人物     

论《红楼梦》的“写真”艺术

肖像描写,古称“写真”或“传写”,是塑造人物的一种重要手段,小说创作运用尤夥。作者借助于描绘人物的外形、体态、衣钸以、容止,乃至声音笑貌等等,给读者提供直观的视觉形象。曹雪芹继承了古代绘画和小说的传统“写真”艺术,且以其卓尔不群的艺术禀赋和深湛博大的艺术修养,灵明洒脱,别创境界。因之,《红楼梦》中人物的仪容“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现”,显得神情宛肖、形神俱化,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太玄》范注体例考论

范望由《太玄》提炼出了“家性”与“行数”两个词,其中“家性”主要指《太玄》首名的意涵,也包括玄首的阴阳刚柔之性及其五行属性,而“行数”则指《太玄》首赞之数与五行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家性与行数作为解赞体例,使范注自具特色,可目为范望之太玄学。     

“两国论”不存在任何法理基础

本文根据台湾地区现行的条约、“宪法”和“法律”关于中国领土及一个中国之规定,分析”两国论”不仅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一部分的原则,而且也违反台湾地区现行的条约、“宪法”、“法律”,与台湾地区现行的法规性规定相抵触,没有任何法理基础。     

利益协调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基本原则

确立“利益协调”为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基本原则,首先,对“利益协调”要从“名称式”的认识进入到“概念式”的理解;其次,对确立这一原则的依据要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高度;最后,切实地贯彻这一原则要从“抽象”转化为“具体”。     

儒学之水与文学之水的二元对质

"混沌之初"和"太一生水"之说可证明水存在于阴阳分割之前,是世界构成的原初要素。中国儒家把阴阳和五行确立为哲学的核心范畴,并以"易"的方式推演万物,水被列在八卦之内、五行中,以致被确立为万物之宗的本原地位,又进而把水的特质比附到人的品德上。这样,在儒家的观念中,水就具有了世界本原的哲学意义和比附道德的伦理学意义。作为世界本原,水是生命的母体和构成要素,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基因;作为比附道德的喻体,它对应着人性善恶的两极,并对后代文学创作尤其是作品的主题走向具有潜移默化的分流作用。水之清浊的特征构成了诗歌中德之善恶的反向主题。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豫南罗山方言的五类疑问语气词

豫南罗山方言里疑问语气词十分丰富,也很有特色。这些语气词可表特指疑问语气、选择疑问语气、反复疑问语气、反问语气、承前疑问语气等。特指疑问语气词主要有"着"、"san"、"sε"、"lan"、"哩"、"ian"、"an",选择疑问语气词主要有"哩",反复疑问语气词主要有"san"、"着",反问语气词主要有"哩"、"哇"、"呀"、"za",承前疑问语气词主要有"哩"、"an"。     

技术路径嵌入:邻避运动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

邻避运动的治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传统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基于利益补偿的“市场路径”,或是基于公众参与的“回应路径”。通过对R市10年核电历程的调查发现:传统邻避治理路径应对风险集聚类设施引发的邻避现象时,公众的“经济理性”和“价值观念”的交织会使市场路径失去成效;而“权力惯性”与“权利抗争”的互构也会导致回应路径陷入歧途。其失效的深层逻辑在于: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使传统治理路径无法有效应对预期损失较高的“风险集聚类设施”。鉴于此,提出基于目标重塑和主体重组的技术路径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回“邻避”有效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     

汉语"四声"之形成与佛经"转读"无关论

关于汉语四声形成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是由于"转读"佛经与古印度声明论之传入所致.通过对六朝时期"转读"材料的专门考察证明,"转读"不仅不是源自天竺之梵音,反而是僧人入晋后"适时"的结果,加之"转读唱导"在佛界中地位低下,因此"转读"既没有、也不能对汉语四声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