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国际贸易法律进路机理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作为自由贸易区重要的经济交流方式——国际贸易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各国实现自身国际实力的提高.国际贸易法律进路机理为保护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法,通过对国际贸易法律进路机理形成的演化博弈构建和分析,得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贸易法律体系建设的演化稳定策略(ESS),并揭示其内在机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及其前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兴起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周边影响为背景的.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范围、措施、时间表,它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计了基本架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进程,将面临来自区域内外的一系列挑战,但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机遇远大于挑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我国的经济贸易对策——以江苏省为视角

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10国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之后我国与东盟又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双方将签署投资协议。目前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我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也不少。笔者以江苏为视角分析了我国与东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经贸政策与法律、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科研教育部门等方面的应对之策。     

广西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FDI静态效应分析

至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广西南宁起,广西就成为了中国面向东盟的主要窗口之一。在CAFTA框架下各种次区域合作的逐步发展,将从各个方面影响广西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其中,投资效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本文采用经验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广西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带来的FDI静态效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的东南亚华人经济

2001年,我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意味着在东亚将出现一个拥有约17亿人口的统一市场,这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经济活动的空间,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最为广阔的舞台,我国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进军东南亚市场。在开拓东南亚市场方面,我国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优势,中国的企业家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有作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分析——CAFTA进程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系列之二

按照区域经济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区域内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息息相关,所以有必要根据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经济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构建成功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的政策协调机制.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并行的两大趋势,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很大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巨烈震荡。只有顺应这种潮流,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有可能,而采取一个合 适的战略促使多极化的形成和降低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危机,将是和平崛起的关键。当前一超独大的局面和全 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使得我国面临多重危机和任务,因此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也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海南旅游业的发展研究——基于东盟客源市场的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并且明确了将旅游业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海南如何抓住此契机发展旅游业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基于东盟客源市场的分析,实证研究了自由贸易区背景下东盟客源市场对海南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盟游客消费量与海南旅游收入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东盟客源市场发展对海南旅游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不断增强。基于此,应加强海南与东盟之间旅游的合作;发展东盟客源市场,才能更好地推动海南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易货贸易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一部分有关贸易条款中，涵盖了易货贸易这种重要的贸易方式。在概述现代易货贸易的涵义、我国易货贸易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其在观固和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意义，以及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概念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国和东盟六国九成产品零关税。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是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贸区将对中国今后对外开展贸易交流合作产生重要的示范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西南地区正式制度的制度变迁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对西南地区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但由于各种原因,西南地区在正式制度安排上存在许多与市场经济特别是自贸区发展要求不相容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并找出西南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将大大有助于西南地区企业及政府对这一重大历史机遇的把握能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战略模式选择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为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使这一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机遇。本文根据中国和东盟的一些经济特点,提出了分阶段采取投资先导模式、增长极模式、点轴开发模式和网络开发模式来进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的战略开发模式。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及其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表明中国-东盟间的地区化开始由非正式化的"不受指引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过程"所主导的形式转向正式的依靠规则约束的制度化的形式,其理念和实践密切了双边的经济政治关系,并对东亚(10+3)合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与税收政策协调

近年来,各国都在通过降低公司税的税率促进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力,吸引外国企业投资,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这种竞争产生的不合理的税收结构使关税同盟理论中所论述的贸易创造效应受到限制,因此,税收协调问题提出的背景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税收竞争.按照区域经济与国际经济合作相关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区域内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息息相关.所以,要从税收协调的领域、成员国税制趋同的政策协调等方面来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框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日益加快,商品与要素的国际流动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因国内税制的差异而造成的税收障碍也将日益突出,从而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地区税制及国际税收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要求与挑战.介绍中国与东盟各国税收协调现状,并重点分析了税收协调的效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与演进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其意义和影响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分析工具, 就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追求目标和新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发展, 中国与东盟的目标差异性又将使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道路复杂化.     

中国（广西）与东盟经济互动贸易创造的探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11国开展一系列的经济互动搭建了一个平台。在理论上,经济互动可扩大贸易创造效应,但在现实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会天然就能顺利推进,成员国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与利益博弈发生,客观上要将“让步”作为一体化的构件之一。“让步代价”就是一体化收益的减扣因素,经济互动将以更大的收益弥补让步代价。在中国(广西)与东盟的经济互动关系越来越活跃的今天,互动内容越发丰富。因此,探讨经济互动扩大贸易创造效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生效,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本文通过比较《投资协议》和20世纪80-90年代间中国与东盟10个成员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分析其在政治风险和代位求偿上规定的不同,从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适用提出具体建议,即协议的适用需要和资本输出国国内法制度相结合、《投资协议》提供比双边投资条约更高的保护标准、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间选择的考虑因素,从而为企业投保海外投资保险提供指引。     

简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效应及对策

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自由贸易区也随之成为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形式.自由贸易区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投资、技术扩散、就业增加,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进程进行简单回顾,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支持中国经济中长期快速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

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还是从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看,今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潜能将得到更大的发挥,未来经济增长的态势将更加强劲、更趋稳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实践,我国应该选择对未来经济快速增长起到更大支持作用的中长期财政政策,作出更加合理的财政政策调整: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应由限制经济过快增长转向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结构调整目标应由抑快、保慢转向保快、促慢;需求管理的重点应由调节投资为主转向促进消费为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由过分依靠政策手段转向市场和政策并重;同时调整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