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青天”模式向“马锡五”模式的嬗变

涉法涉诉信访在我国大信访的背景下有其特殊性,从司法既判力和终局性而言应予终结。在选择终结机制上应改变过去信官不信法的局面,从包青天模式转向马锡五模式,让信访人接近正义,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案件巡回法庭的平台予以最终解决。     

从“意识独占”到“感觉独占”——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存在形态及沉浸式体验的嬗变

网络文学包括“类型文”和“新文类”两幅面孔,前者是当前国内网文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常常被忽略。而事实上“新文类”的种类繁多、形态独特,主要包括超文本、多媒体文本、互动文本和机器文本四种类型,具体形态有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造景型、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文学,互动小说、接龙小说和文字游戏作品,以及生成艺术、定位叙事和人工智能作品等。其文本内在性质和读者审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嬗变,即在文本性质上,“新文类”从“人工制品”走向“机器诗意”;在审美体验上,则从“意识独占”走向“感觉独占”。注意到这种嬗变,对“新文类”的恰当定位以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护生”到“杀生”——论丰子恺创作心路的嬗变

一向充满童真诗意,倡导“护生”的丰子恺,解放后,他的创作开始由童真诗意转变为时代主题和历史叙事,不但如此,在他后期的散文里竞不吝笔墨向人们展示有违佛性的“杀生”场景,显示丰子恺的创作心路已发生嬗变。从“护生”到“杀生”的主题变化,叙说了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言说和遭际,和在不断“成长”中所滋生的困惑与痛苦,表达了他对人生现实和生命本真的哲学思考。“缘缘堂”传统思想在此被颠覆。     

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从“内生型”向“外发型”的嬗变

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纯粹依赖于外部力量(西方话语)的推动,还是源自于本土观念结构的内在变革,至今依然有很多争议。众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是一种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是西方的舶来品。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晚明清初的知识分子在儒学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启蒙意识,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的内生型维度。清末民初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性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盘西化思潮的形成,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才逐渐取代了内生型的现代性意识,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查尔斯·泰勒论“涉身能动性”——从现象学到哲学人类学

“涉身能动性”是查尔斯·泰勒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批判“自然主义”理论错误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它最初源于泰勒借“前客观世界”概念对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整体性解读,其核心内涵在于强调人类本质上是一个涉身能动者。在泰勒看来,“涉身能动性”概念对阐释现代主体性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事实上,凭借对“涉身能动性”的思考,泰勒从批判现象学转向了一种基于哲学人类学立场的“本体论式”理论建构。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策过程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是作者王珂所撰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这部著作第lO章的标题(该专著200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副教授。他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班，1989年4月东渡日本     

从“蓬山”意象说到古典诗歌的解读

（一）西方有一种理论：“诗的妙处在于猜测它的含义”．甚至认为“诗里必须有谜”。李商隐许多诗的含义极耐“猜测”，不仅有“谜”，而且似乎不止一个“谜底”。蓬山（蓬岛、蓬峦、蓬莱树等同一系列）意象在李商隐诗中共出现七次，分别在六首诗中：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天题·相见时难》刘良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来是空言》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海上谣》蓬岛烟霞阆苑钟，三官笺奏附金龙。《郑州献从叔舍人褒》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峦仙伏俨云旗。《一片》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七月二十八…     

从联大国文系到北大中文系——兼及“新文学研究”的学科嬗变与校际转移

联大国文系虽然规模有限,为时不长,但鲜明地折射了两种办学和治学思路：以北大为代表的语言文字学的思路,以清华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前者实质上是＂北大学派＂考据学传统在国文教研中的体现;后者则是＂清华学派＂之＂会通＂思路的具体表现。由于历史原因,后者主导了联大国文系。原清华国文系在杨振声、朱自清时期即已取代北大国文系,事实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要策源地。在院系大调整中,浦江清、林庚、吴祖缃和王瑶等清华国文系学人进入新北大中文系,而原北大国文系的骨干则多被调离。故原清华国文系基本主导了新北大中文系的思路。其特点是：以文学研究为主,尤以新文学研究引领全国;重文学研究,亦重文学创作,其意在＂通＂,会通古今中西,贯通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因此新北大中文系与老清华国文系一样,在学者传统之外,也葆有着文人传统,涵育出大批优秀文艺家。这显然是对20世纪前半叶清华国文系的回应。     

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三个有利于”同“三个代表”一脉相承 ,在理论与实践的最终归宿上也是相同的 ;两者的共同前提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者的核心和根本是发展生产力 ,两者的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是“三个有利于”的深化和展开 ,是对“三个有利于”的丰富与发展     

由“真我”到“良知”——牟宗三关于“良知”本体的建构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阵营,重要特征之一是重视本体论建构。牟宗三由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入手,通过讨论康德关于＂我＂的含义,区分了以＂真我＂为核心的＂三个我＂。进而,他将＂真我＂与＂良知＂沟通,最终确立起＂良知＂的本体地位,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再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和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都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开门整风中解除了政治顾虑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撞了被改造的底线,最终导致了“反右”运动的发生。     

从“二分”思维到“圆融”思维——刘宗周与宋明理学“方法论”走向

明末大儒刘宗周曾撰《存疑杂著》,异于周、程、张、朱、陆、王等人阐释哲学理念间关系的＂二分＂式思维,主张哲学理念间的＂圆融＂与＂统合＂,开显出以＂即～即～＂为特色的＂一体圆融＂思维,将宋明理学家的方法论推向新阶段。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中国模式”辨析——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中国模式”崛起

关于＂中国模式＂的提出、存在性、实质与内涵、利弊及其世界意义的辩论,学术界众说纷纭、无所适从。笔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认识的向导,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实践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模式＂崛起的重要意义,运用辩证法的逻辑思维,对学术界相持不下的＂中国模式＂的诸多方面做了重新的梳理和界定,并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提出了几点建议。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青海”意象与古代作家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

“青海”意象的生成体现出虚实并重的特色,青海地理位置的边远与民族战争的频繁是该意象形成的客观基础,古代作家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观念则成为地理概念转化为艺术符号的内在动因。在漫长的岁月里,西部各民族之间的战和更替、对峙融合的形势变化,不仅造就了“青海”意象的书写历史,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作家的民族文化心理从焦虑到欣喜的历史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