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基于调查研究数据,对常州市育龄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和预期初育年龄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理想子女数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常州市育龄人群不存在明显的生育性别偏好,少生晚生已成为其自觉自愿的选择。     

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研究了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房价收入比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通过工具变量方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房价收入比对未婚、主观幸福感低、租房和拥有一套住房、东部地区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房价收入比显著降低了育龄人群生育男孩的偏好。据此,政府应积极调控房地产市场、倡导新时代生育观、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控出生人口性别比。     

我国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转变分析

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真正开始转变是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以后,目前已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主要特征是:以期望生育两个孩子且一男一女为主流意识,还有相当比例自愿只生一个,"多子多福"观念基本没有市场,对孩子质量的追求正在替代对数量的追求。生育意愿转变的标准不应是生育政策,而应以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为标准。     

中日两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比较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现有资料,分析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及部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约十年前,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高于现实的总和生育率,且日本妇女期望子女数远大于其现实的生育水平。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别、闲暇时间、本人兄弟姐妹数量对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是动态的,与个体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了解真实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掌握两者差距的特点,才能够准确预测生育水平,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政策。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农村独女户生育意愿与动机的变化--宜昌市调查报告

根据“宜昌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生育意愿与行为研究”专题调研获得的有关数据 ,讨论分析了该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的构成 ,揭示这一特殊群体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时间与间隔、优生等方面的意愿、态度、知识与行为的变化 ,以及在生育上将家庭幸福和对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的开明、进步思想。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群众的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开始向现代文明进步方向转变     

河南省部分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分析

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对2 098名河南农村育龄妇女进行横断面调查和利用SAS9.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我省育龄妇女中希望生育2个或2个以下孩子的占99.28%;期望生男孩的是期望生女孩的1.8倍;年龄越小,对生男孩子的期望越低。这说明河南农村育龄妇女生育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宣州市467名具备生育二孩条件的 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

针对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已拿到二孩生育指标的育龄妇女放弃或推迟生育二孩的现象，通过对宣州市农村具备生育二孩条件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个例剖析

通过一对流动人口夫妇在已有一个男孩的情况下又抱养一个女孩的实例分析可见,造成目前农村较常见的"抱养女孩"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农民的养老实际需求。认为"抱养女孩"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当代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分析——以江苏6县市调查为例

利用＂江苏省6县市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从三个维度——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文化（观念）——描述和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来,我国当代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逐步减少,男孩偏好也趋于减弱。研究还发现,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到城乡二元化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程度正在逐步减小,而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观念变化的影响。     

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性别角色态度越现代,意愿生育数量越少,反之则意愿生育数量越多;和男性相比,性别角色态度对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更大。由于中国城镇育龄女性性别角色态度更趋向于现代,这可能不利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为了推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国家需要落实各方面配套政策,促使整个社会集体分担育儿责任。     

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年龄差不仅显著影响女性生育意愿,且对于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1)在妻子比丈夫年长的婚配模式下,当妻子比丈夫年长5-9岁时,女性的生育意愿达到最高峰;(2)丈夫比妻子年长也能提升妻子的生育意愿,但随着夫妻年龄差距扩大,女性生育意愿显示出降低趋势,丈夫比妻子大1-4岁时的女性生育意愿强于夫妻年龄差10岁及以上的女性;(3)夫妻同岁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弱于妻大于夫的婚配模式,但对于90后女性而言,夫妻同岁模式下生育意愿反而更高;(4)结合代际差异进一步探究,“姐弟恋”模式有利于提升70后与80后女性的生育意愿,“女大三抱金砖”在70后、80后群体中得到应验。面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的社会现状,应淡化传统婚配观念影响,加强婚恋观与生育观宣传,同时满足高龄女性生育保障需求,释放生育潜能。     

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2018年4—5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城区采用便利抽样,以已婚且未育或已育一个小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匿名问卷,以面对面的形式收集资料,了解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南充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为南充市的人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在213名调查对象中,56人(26.3%)有二孩生育意愿,140人(65.7%)无二孩生育意愿,17人(8.0%)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南充市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个数均值为1.46,意愿子女个数均值为1.27。不同文化程度(χ2=7.512)、配偶月收入(χ2=12.641)、理想子女数(χ2=66.401)、一孩性别(χ2=5.441)的育龄妇女间二孩生育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第一个孩子性别为女孩(OR=2.641,P=0.021)、丈夫月收入越高(OR=1.761,P=0.028)、理想子女数多于1个(OR=29.040,P<0.001)的育龄妇女更有意愿生育二孩。南充市城区二孩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经济收入、理想子女数、一孩性别会影响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促进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效应有限,应当建立相关的配套政策,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从富阳实例看浙江富裕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转变

本文根据１９９７年浙江富阳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分析了５０年代、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出生的三个育龄妇女群体在初婚年龄、生育数量、性别偏好三方面的差异,以观察现阶段浙江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转变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作对策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基于城乡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比较

基于青岛市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生育意愿与"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趋同,年龄、养育态度、父母责任感和家庭沟通方式是影响"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符合我国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的社会发展形势。同时,政府要加强家庭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建设,对高龄、低收入等重点育龄人群做好服务应对。     

“三孩”政策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行“三孩”政策的推动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波动。通过对云南昆明、昭通、临沧和西双版纳4个州市1288名农村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采用交叉表和多元回归模型对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并对其中160名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约一成农村育龄妇女由原来的“从未考虑生育三孩”转为“考虑生育三孩”;不到一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肯定会生育三孩”;超过七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生育三孩”。对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明显的是主观因素,如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影响程度较不明显的是客观因素,如政策引导、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外流经历等;受制于主观因素“不想生”的人数多于客观因素“不敢生”的人数;“不想生”想法主要源于该群体对个人自由空间、生活品质的追求,“反馈式”养老模式不再占有心理优势,对后代感恩赡养的期待值处中等水平。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提出如何推进地方“三孩”政策的宣传与落地、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以及满足育龄妇女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意愿等相应措施。     

藏族已婚育龄妇女的生育目的分析——以拉萨市为例

拉萨市藏族已婚育龄妇女的生育目的受到社会经济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在向以情感为主导型的现代生育阶段发展:家庭收入越高的妇女越看重工具性目的,个人收入对妇女的生育目的却没有显著影响;有配偶同住的妇女减少了孩子的工具性目的,对婚姻满意的妇女减少了对孩子带来爱的需要,但又害怕不要孩子受到非议;有有报酬的工作的藏族妇女比较重视孩子的工具性目的和情感目的;常住藏族妇女的情感目的比流动妇女大.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