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州粜米》中的包公形象新探

现存的元代公案剧中,以包公的形象最为丰满。在多数剧本中,包公通常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剧情多是借助鬼神、梦境的暗示判案。然而,《陈州粜米》的作者却独树一帜,塑造了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包公：他有着普通人的情感,面对官场黑暗会萌生退隐之意,但面对受到伤害的百姓又会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他幽默诙谐,与下属谈笑风生,又聪明机智,能在恶势力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轻松取证。包公形象的创新是作者独创性的体现,也是观众审美需求的产物。同时,剧本的设计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这些创新使剧本更加贴近生活,剧情更加真实可信,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浅论《陈州粜米》

在元代包公戏里,《陈州粜米》是堪称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最优秀的元杂剧名著之一.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陈州粜米》的作者是谁,已无法知道.但从作品风格质朴、语言俚俗和情节活泼生动等特点看,这位作者很可能是一位戏曲艺人,或者是精通杂剧艺术的下层知识分子. 《陈州粜米》虽然假借了宋代的年号,     

试论《倩女离魂》故事题材的流传与嬗变

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在元代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而离魂这一文学主题也因《倩女离魂》而被逐渐重视,其故事题材自九店楚简到郑光祖,经过几千年以来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演绎,呈现了不同的时代风貌,而其主题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嬗变。     

梁山故事的流传和《水浒传》的成书

体文以宋、元、明三代梁山故事的演变为线索，探讨了宋江起义何以久传不衰的原因，并详细评说了《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昭君故事的流传与演变

昭君的形象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但其滚雪球似的发展速度,已将内涵扩充到极至,原有的史实便为丰富复杂的形象所淹没。或以其为民族友好的使者,或以其为民族屈辱的典型;或颂其忠君,或愤其失节;或哀其不幸,鸣其不平,或扬其声名,赞其伟业等。在人们反复叙述与咏叹的过程中,昭君故事的主题不断得到修正,事件的意义逐渐明朗,昭君的形象日益丰满。     

《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关系及价值研究

《包公案》中智断故事与AT926型故事都是以智慧断案为核心,在情节设置、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存在相似性,这是因为小说与民间故事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即民间故事为小说创作提供素材来源,而小说中的内容又会转变为民间故事。研究这种关系的价值,至少体现在有利于小说中故事源流考证、有利于民间故事类型判定,同时也可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玉簪记》的作者、故事演变及版本流传

本文通过对作者零星资料的研究,论证作者高濂是个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有着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陈妙常故事经历了笔记《古今女史》——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小说《张于湖宿女贞观》——传奇《玉簪记》的演变过程,高濂把这一故事题材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并考证出《玉簪记》写成于嘉靖末或隆庆间,纠正了传统的“万历说”。文章还介绍了《玉簪记》的各种版本,为深入研究该剧提供了资料线索。     

包公现象的成因与故事叙事模式

包公,作为历史上的公众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社会现象。 历史人物如果不活在后代人的心中,那是真正地死去了。包公,却跨越丁重重的历史门槛,一直成为小民崇敬的对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现象还将继续存在。左修职郎充庐州州学教授括苍吴祗若,于绍兴二十七年九月望日书道:“孝肃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贱隶,类能谈之”(《包拯集》第149页)。《癸辛杂志》云:“开封府题名,独包孝肃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宋人轶事汇编》第415页)至今,各种民间传说、文艺创作、戏剧     

关于“清官”和公案戏《陈州糶米》的討論紀要

本学期以来,古典文学教研室在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工作的需要,组织了专业理论问题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注意了以下几项原则:①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专业理论研究;②讨论教学工作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③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理论研究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④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⑤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互相学习的精神。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清官”问题和元代杂剧《陈州粜米》的讨论情况,以就教于读者。     

《格林童话》汉译流传与变异

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开创、探索、成熟和新变四个时期和三次高潮,不同时期译本的样态变迁折射出中国历史语境的不同以及译者翻译策略的迥异.笔者通过对不同时期典型译本的比较以及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衡量,来探索童话译介的规律.     

《渭南文集》的编纂与流传

~~《渭南文集》的编纂与流传@蒋方$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22~~~~~~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与陶望龄

在《金瓶梅》作者“徐渭说”中,陶望龄是个关键人物,但陶望龄和《金瓶梅》之间的直接资料几乎没有,只有通过研究《金瓶梅》抄本收藏者和陶望龄的交往,才能找到陶望龄和《金瓶梅》早期传抄的关系。文章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通过追寻陶望龄和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的关系,探讨陶望龄作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编珠》编纂与流传考

《编珠》是隋代杜公瞻为隋炀帝编纂的一部类语体类书,编纂时间约在大业六年（610）至大业七年之间,编纂地点在江都。《编珠》在唐宋时代流传不广,《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对其亦有著录,又可见其流传之余绪。清代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发现了《编珠》残本,补续之后将之刊行于世,《编珠》遂再次公开流传。高士奇补遗本《编珠》与原本有很大不同,《续编珠》则是高士奇据《编珠》体例而成的新作,目前《编珠》主要有清吟堂本、翰林院本、文政十二年本3个流传系统。     

《突厥语大辞典》写本的流传

根据国外研究成果，对《突厥语大辞典》写本的作者、抄写入、成书时间及其流传等情况作了综合介绍。     

《蒙古秘史》的版本流传

(一)《永乐大典》本百科全书式的《永乐大典》于一四○三年至一四○八年编于南京.一四二一年,《永乐大典》及文渊阁芷书迁至北京。这部巨著的副本完成于一五六二至一五六七年间。战火和保管不善,都是文学宝库的死敌。一七七三年,在恢复《永乐大典》收入的佚书过程中,《永乐大典》得到广泛应用。这时发现北京这套《永乐大典》副本不完整.当时存于翰林院.是四十年前从皇史歲迁来的。     

《哈克》在中国之重译与流传

马克·吐温是中国译介作品最多的芙国小说家，他的经典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我国流传的重译本很多。众多的重译证明了这部文学名著的显赫地位和马克·吐温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接受芙学理论从读者和译本两个角度分析了名著如《哈克》流传众多重译本的必然原因。     

《千家诗》的版本流传与编辑特点

［摘要］宋元时期的《千家诗选》采用了类书的编排体例,并在门类上经历了不断增补的过程,工具化、实用化倾向明显;明代日用类书的大量刊行,使得《千家诗选》的影响力降低,经过大幅删削而成的《千家诗》在明代成为广泛采用的童蒙教材,编辑风格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清代对明代流传的《千家诗》进行了重订、增补甚至重新进行选注,除了继续用以训蒙外,更多地呈现出学术化倾向。     

简论《孙子兵法》在国内的流传与整理

评述了从战国时期至 2 0世纪 90年代《孙子兵法》在国内流传与整理的简况 ,指出了今存的汉、宋、金、明、清各朝及当代《孙子兵法》重要版本的优点与不足     

《文选》在古代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文选》早在飞鸟时代便已传入日本,并很快在政治及文学层面发挥作用,成为了律令制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指标、纪传道中最重要的教科书以及文人诗文创作的范本。奈良时代以后,李善注、五臣注等注本也相继东传,并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学。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后,《文选集注》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文献中,并且,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出现,日本流传的《文选》版本实现了由手抄本到刻本的转变。至江户时代,六臣注本被大量刊行、再版。在长达十八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文选》的接受阶层经历了从皇家贵族到武士僧侣再到町人庶民的过程,但其作为经典的地位从未改变,白本与注本一起为日本古代文学提供了华丽而丰富的辞藻,丰富了其内涵,构造了闲雅幽静的日本诗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