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考略

本文选自作者来稿——《西游记中“西梁女国”故事的形成与素材来历探索》中的第八、九两部份。作者在原稿的《写在文前的话》中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将一个当时已流传几百年、渊源于民间说唱的“唐僧取经”的故事作胚胎,大加改造写成的长篇章回体市俗小说。其主旨基本上是对佛道等宗教持批判态度的。由于受历史时代局限,书中提到西陲地域、国、族乃至地方风物传说等,至今尚未多见有专文探讨过的就是“西梁女国”故事。作者认为,探明这一中古年代位于祖国西陲的“女国”与中原的交往、关系和影响,不仅可以对吴承恩创作选材、构思有进一步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汉藏两族人民留于民间的友好情谊。因而,无论从古典文学、通俗文学、民俗学研究角度,还是从民族史学研究角度来看,本文所进行的探讨,“未必就全无裨益”。基此,作者分别就:从《西游记》里的“西梁女国”溯谈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女人国”;“西梁女国”素材来例探源;“西梁女国”、“女人国”故事文字中反映出的汉藏人民间悠久交往情谊等内容分作九个题目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并“附带点滴建议”,全文三万余言。作者希望藏汉等各族学人、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多予绳教”。鉴于刊物篇幅所限,我们仅选登全文的第八、九两个部份,并冠以新的题目,供读者一飨。并向作者表示歉意。     

第七届民族运动会吉祥物阐述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吉祥物，造型是一只可爱的小羊。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说文解字》谓：“羊”通“祥”。羊又和宁夏回汉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性情温和，形象可爱,被取名为“慧慧”，不仅是吉祥的象征，而且也寓意智慧和创新。慧慧的造型活泼可爱、动感极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第七届民族运动会吉祥物阐述     

关于“附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公元七世纪以前,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广大藏族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羌支繁多,种姓复杂,部落林立。其中比较强大的羌支或部落联盟有苏毗、羊同、东女国、附国、党项、白兰、吐谷浑等,至于由上述部落或部落联盟旁出的支系那就更是举不胜举了。“自爰剑后,子孙分支凡百五十种。……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后汉书·西羌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问”(《新唐书·吐蕃传》)。上述记载就是这个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     

评“南北国时代论”

正确认识高句丽、渤海文化史，是中华历史研究以及朝鲜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本文作了十分有益的探讨。文章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对“南北国时代论”作了较全面的考论：（１）针对国标学术界所提出的“南北国时代论”进行考论，认为渤海与新罗并不构成所谓的“南北国”，也不存在“南北国时代”；（２）就勃海大氏的族属出身与渤海国号的来源以及渤海国王大夫艺自称“高丽国王”结援日本的原因作了考论，揭示出渤海大氏乃为山东地区的古族，唐人尊其祖望，故封以渤海国王；（３）就《三国史记》把高句丽纳入古朝鲜史序列问题，对高句丽族源神话与丧葬文化进行考论，认为高句丽民族文化源于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格局中的一员。     

“契丹”、“辽”名称探源

对契丹、辽的名称探源，至今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我认为，对契丹、辽名称探源，应以当时命名的本俗为依据和标准进行研究，至于本名的语义或孳生出的观念，不能成为其名称起源的第一位依据。这不是说命名的义不能研究，而是要与命名结合起来，以求对问题的全面解决。从东北地区看，古时带有普遍性的命名习俗，是依水、依山或依地理方位而命名，东胡系各族也多是如此。一、契丹名称源于西拉木伦河对契丹、辽名称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镔铁”、“刀剑”、“切断”、“奇首之领地”。“部首名”、“寒冷”或释为“大中国”、“东方太阳神…     

为“洪洞县”“大槐树”的子孙们揭秘──张同忠完成700年前山西大移民研究

为“洪洞县”“大槐树”的子孙们揭秘──张同忠完成７００年前山西大移民研究解国记一、“洪洞县”“大槐树”“老鸽窝”──困惑几百年的谜“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鸽窝。”在晋、冀、鲁、豫、苏、皖、鄂、陕、甘一些地区，几...     

从历史“方国”到神话“异国”的断裂与重构——基于《山海经•海外南经》“贯匈国”的考证

神话传说与历史在早期发生与传播过程中往往是一个混合的整体，在其传播过程中依赖于“口头传统”和“图文结合传统”，但二者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不稳定性，所以常会发生神话传说与历史内容的断裂和重构，而基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这一过程既有继承又有异变。基于此，追溯《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的“贯匈国”的原型，可以认定“贯匈国”并非纯粹的虚构，而应是商代甲骨卜辞中记录的活动在西部地区的“（毌）方”，也即是西周文献中的“串夷”。由于“口头传统”和“图文结合传统”的断裂和重构，历史上“毌方”（串夷）失去了其原始含义，至战国后，“贯匈”被时人依据当时的文化背景重新阐释，遂成为了“为人匈有窍”的神话“异国”。而现代部分神话研究者往往忽略这一过程，直接将“匈有窍”与民俗学材料结合，在“形而象之”的基础上加以阐释，这类研究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性，反思这类研究对于今日神话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封建”与“家国”之间——葛兰言的周代媵妾制研究

法国汉学社会学家葛兰言在《古代中国媵妾制》中指出周代贵族社会通过媵妾的交换，作为个体的夫、妻与媵妾三者之间缔结婚姻生成家庭；不同家庭进而构成基于地缘的家族或宗族，最后形成邦或国。“礼”与“情”穿插于其中，使“个体-家-族-邦/国”四者之间形成有机的动态关联。媵妾婚符合周代的“人伦”与“礼制”，即“亲亲”和“尊尊”，但它们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同时并存的、双向度的情理结构,体现为一种封建时期的“爱情”，即家庭和家族成员间的亲密关系。葛兰言运用从沙畹那里学来的语文学方法爬梳经学文献，并采用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视角，来分析周代婚姻制度，这为当前的研究如何结合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和视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发。     

“危害民国”的共产主义女“囚犯”———忆贺龙元帅前夫人向媛姑

“危害民国”的共产主义女“囚犯”———忆贺龙元帅前夫人向媛姑文／朱泽云○她出身湘西武陵山寨土家富户。历经传奇丧婚，１９岁嫁给贺龙。从此与夫甘苦与共追求真理与革命。１９３３年４月８日因叛徒出卖，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经著名爱国进步律师史良奋力救助，得以出...     

珠江三角洲“自梳女”风俗初探

“自梳女”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一种独特的风俗。本文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揭示了“自梳女”产生的原因、组织形式与生活方式等，并分析其在女性解放运动中的意义。     

“牛虻”与“流氓”

本刊新近增加了“婚姻家庭”、“西部大开发”栏目 ,编者的牵挂也系于其中 :既耽心把现实问题研究简单化为法规时政的概念化复述 ,从而失去学术刊物应有的品位 ,又耽心把现实问题淹没在学究气的迂阔之论中 ,从而有悖于设置栏目的初衷。本期“婚姻家庭”栏目幸得佳作 ,而“西部大开发”栏目选编的三篇论文也让编者稍稍松了口气 :这些在学理上、表述规范上都不免稚拙的文章 ,毕竟不是用套话编就的应景之作 ;而我们设置专栏的编辑倾向也尽在其中 :通过立足社会实践的具体化、个性化、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折射出西部大开发这一共同的时代问…     

“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

“五族共和”的口号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报0出的。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口号象“五族共和”一样为中国各民族，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1912年五月，孙中山先生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     

壮族的做“同”习俗

在靖西、那坡、德保一带的壮族农村,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朴的民间习俗——做“同”。做“同”是壮语音译,在壮族家庭中,做“同”被视为一种神圣、吉祥的喜事。做“同”的条件很简单,男子与男子之间,女子与女子之间,只要双方乐意,就可以做“同”。既不需要同姓,也不需要同月、同日生,同年即可;不论家庭条件如何;不论远近。做“同”时,只需做些简单的象征性仪式。俗称“老同”。     

认知视角下汉日“菊”的隐喻对比研究

过去，在大家传统的印象中，隐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手段。而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研究上升到了思维高度。中日的语言体系中存在大量的隐喻，反映了两国人民看待与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的异同。其中，“菊”作为随处可见的植物，在中日的语言体系中具有大量丰富的隐喻表达。通过分析“菊”在中日语言体系中的隐喻性表达，可以揭示出中日隐藏在语言背后的独特的民族思维方式及文化内涵，进而探究中日两国语言文化的异同。     

羊大为美饮食文化的南巡者——记福建“老皇城”涮肉园

欢乐、融洽、团圆的氛围，浑厚的蒙古族歌声，天然纯正的“老皇城”涮羊肉，仿佛让我们置身于天高地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在那蓝天、碧水、白云之间纵情欢笑，策马扬鞭……福建三明市“老皇城”涮肉园是“老皇城”在南方开的第一家分店，以其正宗涮羊肉和系列滋补羊煲两大特色深受一贯挑剔的南方食客的垂青，一改过去南方人不食羊肉的习惯。“老皇城”涮肉园的成功，标志着北方饮食及其文化在南方已具有相当高的认同度。《说文》中，“美”字其意为：“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羊也称为祥，暗喻大吉大利之意。…     

“到”的vp结构关系及与“上”的替换关系语义辩证

“到”字可以独立成词，也可以同其他语素组合成词或者短语。在“到”组合的短语中，到+体词性词（短语）+其他VP，在结构上存在说法不一致的歧义现象。本文从语义特征分析法角度、运用比较分析，揭示“到”“上”从静态到动态语义的变化，发现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语用趋同、变异的特征，从而看到“到”的动词性功能的结构规律，使“到”“上”的语法研究更进一步。     

辽代文化与“华夷同风”

公元1057年,即位不久的辽道宗耶律洪基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①其原作已佚,懿德皇后肖观音应制属和之词则尚存。词日: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 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② 全面析议这首诗的思想、艺术得失,非本文所欲涉。这里只想提出它在思想上的三个特点。其一日主倡驭国以同风。辽王朝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华夏北疆的大一统,改变了汉、唐     

民族地区“名牌”面面观

民族地区“名牌”面面观晓宁１９９１年，国家有关部门举办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次驰名商标即名牌评选活动。评选产生出了“十大中国驰名商标”。１９９４年，“中国十大名牌西装”、“中国十大名牌衬衫”评选也相继亮相。无数事实已充分表明：市场经济无容置...     

关于民族之间“异”与“同”的两重性──在与西方比较中对汉民族凝聚力的思考

本文认为，客观存在的某些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民族矛盾和离心力的根源，然而在另一种条件下，也可以成为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的根源，也就是凝聚力的主要来源。不同民族之间的相同之处，同样既可以是和睦、友好、团结的原因，也可能是彼此互补性差、利益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的根源。这就是民族之间“异”与“同”的两重性。至于在某些民族之间的“异”或“同”究竟是它们的两重性中的那一面处于主导地位，则是由这些“异”与“同”的自身特质和某些条件决定的，或是在某些条件下二者相互转化的结果。我国的万里长城虽曾是我国古代民族矛盾尖锐的表现，然而，由于我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客观规律日益深刻的理解和共识，它现在已转化为汉民族内部和中华民族之间不可阻挡的内聚力的象征。认识“异”与“同”的两重性和二者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有助于制定正确的政策，以使我国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在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不平衡变为相互促进，使差异变为优势互补。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也必将为我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朋友。     

楚祭与苗祭——射牛与椎牛

<正> 笔者在《剜羊(封羊)与还傩愿》、《击豕与击猪》(即《击猪祭祝融及其苗文化形态》)中,论述了楚王室的“封羊”(又曰剜羊)和“击豕”同苗族的剜羊还傩愿与击猪祭祖二者形式的同一,其内容是祭祀楚、苗的始祖伏羲女娲和先祖祝融。本文要阐述的,是楚王室的“射牛”祭祖与苗族的“椎牛”祭祖二者是否同一及其相关的人文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