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持新规能提升股票定价效率吗?——基于交易预披露视角的分析

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内部人减持行为，证监会于2017年5月修订实施了减持新规，规定内部人必须预披露减持计划。从内部人交易预披露视角出发，选取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减持新规对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减持新规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股票定价效率；减持新规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投资者搜集信息并参与交易来提升股票定价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减持新规的政策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的公司中更强。研究结论表明，进一步完善内部人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不仅能有效规范内部人的违规交易，也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提高市场发展质量。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与大股东减持套现行为研究

高管与大股东的减持是重要的内部人交易行为,也是深圳创业板市场大幅波动及下跌的重要原因。对高管的减持行为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后发现:高管减持的幅度大大超过其增持,高管减持的交易频次更多来自竞价交易方式,但大宗交易减持的总量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在高管职务方面,董事兼高管的减持幅度最大,其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监事减持的总量相对较少,且交易特征也更相似;辞职套现的高管更多地出现在中监事、董事与总经理等职务。对风险投资与产业资本的减持统计显示,前者减持股份更多,后者减持的强度更大,券商直投减持尚未面临全面减持问题。研究结论为考察创业板内部交易及高管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加强限售后交易监管、改善投资者保护提供了新的依据。     

信息优势、波动风险与大股东的选择性减持行为

非流通股解禁和减持问题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以截至2008年2月 29日的减持数据为基础,对大股东减持的各种动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大股东凭借对公司估值和业绩前景的优势信息进行选择性的减持,高估值且业绩前景差的公司更可能成为减持的对象;与国外不同的是,A股市场的高波动风险是推动大股东减持的另一重要动因。进一步区分减持力度发现,估值与业绩前景动因对强度减持更具解释力,而高波动风险是引发轻度减持的主要动因。从大股东层级来看,控股股东的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业绩前景不佳的更明确信号。上述发现对投资者决策和监管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创业板高管的股东身份、离职减持和公司绩效研究

我国创业板高管减持的动机和经济后果是资本市场实务和学术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以2010—2014年创业板高管减持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创业板高管减持对公司业绩的滞后性影响,并加入了减持高管是否为十大股东和减持后1年以内是否离职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减持会通过信号传递对市场造成影响,进而在减持之后影响公司业绩;高管减持成交价格对公司业绩有负面的滞后影响,股东身份和离职减持会加重影响强度;高管减持成交比例、身份、离职信息对业绩的影响方向与强度受到创业板公司所处生命周期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基于托宾Q理论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是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7月31日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托宾Q值与本行业平均Q值之比,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托宾Q值与沪深A股市场的平均Q值之比越大,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     

基于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大股东减持行为实证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成为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问题。而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对大股东的减持行为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沪深A股312家股份全流通公司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全流通后,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所处的估值水平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在整个市场中所处的估值水平越高,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最后简要分析了个人转让限售股征所得税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以及研究展望。     

A股市场上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和市场反应研究

利用公开披露的减持公告数据,从短时间窗口考察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能力以及减持披露后的市场反应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减持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CAR)呈先升后降的倒V形,CAR［-20,-1］和CAR［0,20］分别高达4.12%和-2.61%,大股东在减持中表现出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并获利丰厚,而市场认为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或前景不佳的新信息,对此作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当日,市场对绩差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减持以及大额的减持作出更大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后的较长时间内,绩差公司、控股股东的减持负面影响更持久。可见,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反映出大股东在交易中的确利用了重要的私有信息,减持前高达4.12%的超额收益为强化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     

国有股减持定价机制问题的分析

当前 ,“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已经出台 ,标志者国家通过资本市场来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开始进入实施阶段。然而 ,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如何协调参与主体的各方利益 ,同时保持资本市场的公平与稳定 ,国有股减持的定价问题无疑成为最核心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国有股减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效应的前瞻性分析 ,试图对国有股合理定价机制进行科学的设计 ,探寻出一套具体可行的减持方案 ,并针对已减持的国有股定价区间进行初步估算 ,考察其现实发行价格的市场接受程度。     

国有股渐进减持的策略研究

基于考虑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及其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从市场利益机制入手,指出了国有股减持的关键问题在于减持价格的确定、减持运行的机制和减持的速度。提出了浮动定价渐进配售策略,对国有股减持和流通的操作有效性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大股东减持的市场反应与影响因素——基于市场氛围的研究

文章以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基于市场氛围对大小非减持的市场反应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行为的确产生了短期的市场财富效应。大股东减持幅度与短期市场财富效应负相关,在股市上涨的市场环境中表现更为显著。公司投资价值与短期市场财富效应显著相关,但影响方向并不一致,投资者表现出偏好逆转现象,说明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的,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理性有限。      

试论国有股减持及国有股权流通

在我国股份制的改造中 ,形成了国有股占很大比重但却不能流通的特有的股权结构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国企改革的深入 ,国有股的减持与流通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就国有股不流通的负面影响 ,国有股减持、流通的市场压力以及认识障碍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国有股减持、流通的方案设计     

广义国有股减持及其市场承接问题研究

国有股减持遇到一个严重的制约条件,就是资本市场承接能力不足。其实,只要每一个减持国有股的投资主体,用变现资金再购买其他企业拟减持的国有股,即实现交互减持,就可以大为缓解资本市场承接能力不足的问题,并且为国企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及国有资本营运带来新的格局。     

公司高管“减持套现”的经济学分析

资本市场是一个长期资本融通的场所,是企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资金的来源地。伴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上市公司高管在资本市场频繁减持套现,反映出某些公司高管的时间偏好与逐利行为,并且包含着投机交易,不少上市公司高管"凡离职必减持套现"或者"为减持套现而离职"的做法,对于创业精神和投资的长远目标将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当出现不利于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时,需要监管机构有更大的决心与更多的智慧,及时修复制度的缺陷和堵塞制度的漏洞。     

托宾Q理论、估值体系重构与并购行为新特征

根据托宾Q比率理论,计算出了全流通进程中的我国沪深A股市场托宾Q值。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目前托宾Q值仍然较高的我国沪深A股市场,随着限售股的逐步解禁和全流通进程的加快,解禁限售股股东减持行为发生的必然性,并由此导致了市场定价权由金融资本转移到产业资本。全流通不但使我国A股市场迅速进入了估值体系重构的过程,而且使市场并购行为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特征。提出了诸如完善市场运行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市场活跃度;鼓励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已经交叉持股的鼓励不减持;严格限制以恶意＂圈钱＂为目的、严重影响市场稳定的再融资行为,控制新股发行（IPO）速度;鼓励大股东发行可交换债券,缓解减持压力;提高社保资金、企业年金等长线资金的入市比例等稳定市场的政策建议。     

国有股减持:停止在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后的思考

国有股退出路径应该是多样的,无论是上市或非上市股份公司,都要从分析国有股价值形成过程入手,针对国有股形成的投资来源等情况,找出能为国家、社会和资本市场创造最大利益的方法或组合方法.本文认为,国务院决定停止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减持国有股后,现阶段退出路径是部分国有股划拨或协议转让,在未来国有股最终要减持,只要减持方法或组合方法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化原则,股份公司国有股减持就可以为国家、社会和资本市场造福.     

国有股减持的原则分析

利益之争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没有任何争辩意义 目前各种国有股减持的方案研究可能存在思路上的缺陷,导致我们试图求解一个本来就无解的问题,即寻求一个能够保证在市场内解决的、能够保证政府可容忍、市场可接受、实际可操作的宏观减持定价,并且这样的宏观定价原则不影响泸深股市的发展和规范。     

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新方案

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迫在眉睫.虽然现有的国有股减持方法较多,但都存在各自的局限和不足.针对加入WTO后保护性政策时间有限以及我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通过对现有上市公司股本情况、市场容量以及所需减持国有股存量进行调查后,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在分行业分部门按三类区别对待,在多种减持方法、定价方法结合使用的前提下,对新上市公司应做到同股同权同价,对已上市公司则应该按顺序分三步在7～8年完成的新方案.     

股权分置问题的探索

从上市公司股东结构构成、国有股减持、C股市场三个方面分析了股权分置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认为在没有相关配套政策和交易机制实施的情况下,实行国有股减持和变向通过C股市场实现股票的全流通是不可行的,并探讨了通过市净率和市盈率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区分、国有股拍卖、旧股换新股等方案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交易规则,同时对国有股减持的时间选择也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在A股和C股价格相差较小实现全流通对流通股股东的损失较小。     

限售股减持公告对市场波动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非流通股不能自由流通的根本性问题,伴随而来的是股改限售股减持的流动性冲击对于市场波动率影响的问题。构建lshock-GARCH模型,实证检验股改限售流通股大额减持公告信息对市场波动率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内深圳股票市场上牛市阶段的市场总体波动水平大于熊市阶段的总体波动水平,但由限售股减持公告信息造成的市场收益波动率的变动在熊市阶段却明显大于牛市阶段。     

如何解决国有股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就国有股流通过程中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包括:(1)国有股减持的真正意义;(2)国有股减持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财富再分配;(3)国有股减持的价格确定模式;(4)不同定价方式对市场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