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与工资差异的演变——来自转换回归模型和工资差分解方法的证据

文章使用CHIP1995年和2002年的城市家庭调查数据,利用转换回归模型(Switching Regression)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假设进行了验证,同时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典型的二元分割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分割程度显著地弱化;观察到的工资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劳动者的个人特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歧视或其他观察不到的因素所带来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而所有制带来的工资差异也不容忽视.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     

人力资本理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同劳动力市场上维持着大量持低水平工资率的超额劳动力供给。导致劳动力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在劳动力子市场之间非充分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并非是一元、统一的，而是被分割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市场分割可能是由人力资本差异和制度差别造成的，并会扩大两个子市场工资率的差异。要减少市场分割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通过教育缩短人力资本差距，还需要消除制度扭曲的就业歧视。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以安徽为例

受制于我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不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因此,要通过进一步消除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积极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

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民工荒"现象,一方面表明了过去对劳动力供给总量和结构在认识上的不全面,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论"敲了警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的现状.劳动市场的分割,使得劳动者无法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缺乏加强自身劳动技能、完善人力资本积累的意愿,并采取"候鸟式"的流动就业模式;同时,企业在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就业人群时,同样缺乏投入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的动力和可能性.两者合力,造成依靠低成本、低技能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度发展、过度竞争,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工资提升空间这一对矛盾由此而生.文章从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出发,利用对杭州市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调查数据,探讨这些因素在构成劳动迁移成本、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上的不同作用程度.以期为能从制度安排上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促进城乡劳动力永久性迁移提供参考借鉴.     

二元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拐折模型分析

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基于主次两类市场劳动力的质异性和市场选择,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呈弯曲向上的拐折曲线。一方面,在拐点以下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主体就业要优势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另一方面表明“刘易斯拐点”并没有提前出现,“民工荒”只不过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在该拐折曲线上的正常波动。     

刘易斯二元发展模式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本文对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回顾了30多年来该模式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其理论和实际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它给了我们如下启示:我国经济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结构模式,处于费—拉尼斯模式的农业剩余短缺阶段;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必须改变“剪刀差”政策所造成的不利的工农业贸易关系;发展乡镇企业是缓解农业过剩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较为适当的途径.     

劳动力市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导向作用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培育时间不长、多重分割、信息服务不健全等特征,因此高职教育以劳动市场的需求与变化为导向将会遇到较大的困难。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回报率等因素将导致过度教育现象。高职教育应着力培养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所需具备的适应能力与发展能力。高职教育能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其人力资本并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所造成的藩篱,因而有利于社会公平。发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的正确导向作用也有赖于政府的协调与服务。     

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探索

对珠三角地区的部分相关数据和访问资料的初步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剪刀差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一线普工与管理、技术层的绝对工资存在巨大差距,二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和绝对数大大低于城市在岗职工,三是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月均消费支出并且绝对差距较大,四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速度。从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寻求解释,对企业人力资本的低度供应与虚假需求、企业内部的工资决定、GDP主义导向下的制度环境失衡、农民工的工作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离以及全球产业链中的农民工用工制度的长期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劳动力剩余与工资上涨并行不悖的解析——基于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视角

近年来,中国大量劳动力剩余与工资上涨并存,出现刘易斯拐点争议。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从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后,并根据中国1978—2012年剩余劳动力数量、工资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同时通过建立VAR模型进行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表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剩余数和工资之间存在着联动效应;工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协调是中国劳动力大量剩余和工资上涨并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努力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劳动生产率协调变化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