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清茶马整顿案评述——明代西北茶马贸易研究之二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祖籍云南安宁。其天资聪颖,少能文,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明宪宗命内阁择师教之,际遇可谓不凡。成化八年中进士后入仕,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先后任按察佥事、督学使、督理马政御史、陕西巡抚、三边总制、兵部尚书、内阁阁臣及首辅等职,于任多有建树。《明史》评价他“博学善权变,尤晓畅边事”,“其术一时无两,或比之姚崇云”,是明代中期不可多得的第一流的政治家。 弘治十五年(1502年),杨一清因刘大夏之荐,被任命为督理西北马政的全权御史,对明王朝的西北马政及茶马贸易,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整顿。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杨一清的整顿,对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茶马贸易,作一简要评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成化、弘治间的茶马贸易与杨一清的出理马政 明代初期,明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与河、湟、洮、岷地区的茶马贸易,由于明太祖、明成祖高度强化的集权制下“金牌信符制”的推行,而盛极一时。但是,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其作用毕竟有限。明宣宗以后,官方的茶马贸易日趋衰退。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金牌信符制罢废,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的局面被打     

略论明代甘青少数民族的“差发马赋”问题

论及明代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差发马赋”问题。但在大多数有关论著中,没有展开对此问题的探讨。许多人把“差发马赋”看成是一种政府强制性的茶马贸易制度。左书谔和解秀芬同志的《“金牌制”考略》(以下称《考略》)一文,即是这种观点。实际上,这种观点是表面化的。下面,本文试就“差发马赋”的性质及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岷州茶马司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岷州茶马司的设立是对明代西北茶马贸易岷州地区这一空白点的填补,是西北茶马贸易机构体系的有效补充,是增大西北官营茶马贸易覆盖面的一大改良举措,有利于明朝后期进一步加强对岷州地区西番的羁縻控制。但是岷州茶马司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明末官营茶马贸易制度崩溃的局面,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趋势不是在西北地区多设立若干新的茶马司,扩大官营茶马贸易的覆盖面就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的,在这一点上岷州茶马司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影响有限。岷州茶马司的兴衰对当下我国的民族贸易政策来说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必须摆正政府在民族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正确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动性,从少数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对民族贸易既不能放任自流,亦不可过于干涉甚至垄断。     

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及原因

明朝开国后,在“以茶驭番”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官营茶马贸易体制。作为封建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强制结合的一种畸形体制,它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挑战,并且随着封建统治势力的衰微而走向没落。文章从不等价交换、走私活动的泛滥以及朝贡贸易的发展、运输困难等方面阐述了该体制衰落的原因,并进一步剖析了导致这一体制衰落的根源。     

“金牌信符制”考辨

从唐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茶马贸易,是全国各大经济地区之间闭锁状态被日益突破,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经济关系日益发展,民族关系日益密切的具体表现.唐宋时间,这种贸易还是比较单纯的经济活动,并出现了由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同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但是明初,朱元璋却把茶马贸易纳入了政治的轨道,把它变成了从政治上分化、控制一定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手段,于是有金牌信符制的出现.茶马贸易被国家垄断,民间贸易遭到禁止,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流通到了人为的障碍而不能正常发展.     

宋代都大提举茶马司沿革--宋代茶马职官研究之一

官营茶马贸易职官,作为宋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宋代茶马贸易得以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其更替与变革勾勒出宋代茶马贸易的兴衰或变迁,主持茶马贸易的茶马司始建于宋代,其建置并非一开始经营茶马贸易就有,而是经历了初创时的摸索与完善,本文仅就作为茶马总机构的都大提举茶马司的沿革作一初步探讨。     

打箭炉锅庄考略

宋代四川“茶马互市”崛起,宋、元、明三朝以其制先后在四川西部的雅州(今雅安)、碉门(今天全)、岩州(今沪定岚安)设市,以茶易马,开通了我国西南通往四川甘孜和西藏的“丝绸之路”。明末清初,打箭炉市取代碉门、岩州市后,自宋代以来的“茶马互市”,被以边茶为中心的汉藏贸易所代替,打箭炉锅庄贸易就是在这个历史     

明朝前期中央治藏措施述略

西藏地方从有历史记载 ,特别是吐蕃王朝建立以来 ,与内地之间往来关系相当密切。 12 47年 ,蒙古汗国阔端王与萨迦派萨班“凉州会谈”后 ,西藏地方正式归入元朝版图 ,中央王朝开始经略西藏。明朝建立后 ,就接替元王朝 ,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治理西藏的措施是对元朝治理措施的继承、变易与发展 ,其基本政策是在明初确立起来的。这些政策除对西藏外 ,对其他藏族地区同样适用。如洪武朝在藏地① 设卫建制 ,永乐朝定封王纳贡制 ,两朝先后建立与完善茶马互市制 ,为有明一代的治藏措施奠定了基调 ,几未更移。本文试谈这些问题 ,以就教于方家…     

明代内地同藏区的茶马贸易

中国历史上的唐、宋、两朝都不同程度地同藏族地区有过茶马贸易往来,宋朝还有过一些基本的互市制度。明朝,作为继唐、宋、元之后一个新的中央统治王朝,特别是继承了元朝将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这一历史事实以后,对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贸易往来,无论是贸易方式、制度,以至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连接西藏与内地的大通道 茶马古道管见

<正>茶叶是一种传统饮品，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早在先秦时期，种茶和食茶之俗就已在我国西南地区出现，而后不断扩展传播，并在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以茶马为对象的交换和贸易活动至少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出现，其涉及的民众非常广泛，其中就包括吐蕃、回鹘、突厥等古代民族。从茶马贸易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历史影响程度来看，尤以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最具代表性，而由此形成的相关道路系统，学界称其为“茶马古道”。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略论历史上的茶马贸易

略论历史上的茶马贸易聂静洁茶马贸易是指唐宋和明清时期在边疆地区实行的一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颇为重要的历史现象。茶马贸易始于唐，盛行于两宋、明、清，历千余年，涉及许多少数民族。茶马贸易曾是增进各民族经济联系、友好关系的纽带，也曾是封...     

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始于唐,沿于宋,兴盛完备于明,是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采取的基本方略之一。 马为国之武备,是征战、骑射、驿传不可缺少的重要装备。因之,养马、征马是历代王朝的大政之一。西北自古产良马,而“番人食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摘山之茶,易厩之良,无害而有利”,所以施行以茶易马之法。     

试论官营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历史上曾一度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官营茶马贸易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认为茶马贸易活动为民族融合打下了经济基础 ,并对西北边疆安宁与边防巩固产生过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茶马政策进行具体分析 ,提出茶马贸易对内地和周边民族经济文化的影响 ,应从正负两个方面来认识     

“茶马古道”概念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

“茶马古道”是当代中国提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作出了贡献,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西方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来看,该概念的传播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例证。20世纪初“茶马古道”概念通过图书和期刊、摄影和影视作品、社会团体的各类活动、周边产品的开发与消费体验等媒介传播到日本后,很快为各界所接受。日本研究者利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开展茶马古道的本体研究,还到茶马古道遗址现场亲身体验、调研和勘测,并从多个学科维度开展茶马贸易研究。“茶马古道”概念在日本的传播至今方兴未艾,并在话语范式、传播形式和样态、传播主题等方面呈现一定的规律和特征。     

明代茶马贸易对汉藏民族的影响

明代的茶马贸易虽然是明政府为了获得马匹控制"西番"民族的方式,但茶马贸易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其目的.茶马贸易不仅满足了汉、藏民族间的物质需要,还对当地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历史上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

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代,两族关系就很密切;唐朝“与吐蕃代为舅甥,……有同一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与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结成了血肉联系,两族间的茶马互市,正是这种密切联系和传统友谊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而末、明两代最为兴盛。清代以后,两族间的贸易已扩大至茶马之外,无论贸易的规模或交换的种类,都已发展到更为广泛的程度。早在唐朝以前,封建王朝已向西北少数民族买过马。例如东汉元初元年(公元一一四年),汉廷为了加强边境的军事力量,就曾向羌人买马。唐代,吐蕃兴起于西藏高原后,     

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明王朝与西北诸番地区的茶马贸易

古代,骑兵往往以其如疾风流水、飙发电举的快速行动,在国防、军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谓“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用兵之本,国之大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封建王朝,莫不注意于马政。到了明代,国家的马政基本分为三部份:一是民间孳牧,二是苑牧,三是茶马贸易。前边两点,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至于茶马,则是在西北边境地区,由国家垄断的、在中原王朝与西番少数民族之间所进行的一种经济贸易。但是,它又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还具有浓烈的政治意义。明王朝把茶马贸易当作控制少数民族、巩固边防的战略方针,从而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茶马制度。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一制度的形成、推行与破坏,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