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联蒋抗日”的口号是谁最先提出来的

“联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实行，大大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加快了抗日战争的发动。但这一符合全民族抗日要求的重要口号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史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浅析

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创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策略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从下层统一战线到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提出,接着转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发展为联蒋抗日的策略总方针,构成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框架,同时     

李宗仁逼蒋抗日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动,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伟大胜利,是全国主张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桂系首领李宗仁在逼将抗日中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但过去史学界对此论述较少,而一提到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就说他们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或说是“假抗日,真反蒋”;或说“两广事变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否认或贬低了李宗仁在“七七”事变前为发动抗战所起的历史作用。值此纪念抗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就李宗仁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及联共抗日诸方面对发动抗战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以简述,以纪念对民族解放战争有过贡献的人们。     

国共合作抗日与祖国统一展望

国共合作抗日与祖国统一展望张平平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一次全民族的抗战，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取得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回顾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对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实现祖国统一，振兴...     

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对于活跃在上海地区的李烈钧等反蒋派与该事件的关系，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揭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的深入以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烈钧等上海反蒋派与冯玉祥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活动。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等积极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冯玉祥筹备举兵抗日。     

人民创造伟大的历史转折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彻底打败了妄想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发展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结束，还发展为数千年来剥削阶级统治中国社会的结束，建立了消除剥削和压迫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这些伟大的转折是怎样得来的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了包括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在内的全国各阶级、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战争开始的一年多的时间中，日本把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作战对象…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朱德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述论

两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朱德,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并对两次“国共合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当时“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     

党的策略转变是东北掀起抗日高潮的关键

东北抗日联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和中坚,开辟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在白山黑水之间同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斗了十四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历史又一次说明,在社会历史急剧转折关头.党实行策略转变,制定和实行符合国情实际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前后我党对杨虎城部队的统战工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战略决策。这一次决策及其实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从党的认识和实践来说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由单纯的下层统一路线再发展到全民族的统一路线;由反蒋抗日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在这一过程中党在一方面要清除自己内部根深蒂固的“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必须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为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目的,我党根据当时的情况,把统战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了杨虎城部队。     

走向抗战的东北军

张学良为结束内战、逼蒋抗日,和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此张学良被蒋介石无理关押。东北军虽然失去了统帅,但广大爱国官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独立,为复土还乡,英勇杀敌,许多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样一支抗日的武装队伍,竟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长征与抗日共同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正>长征与抗日相结合,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虽然在长征开始时“北上抗日”并没有被作为其行动口号,也未被确定为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方针,更不是博古、李德转移计划的行动目的,但它在长征前后却一直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目的.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实是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长征的胜利实质上是实现“北上抗日”路线的胜利.(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当工农武装割据如众多星星之火出现在中国各地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这种割据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而实现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突出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增强了“团结与统一”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     

广东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正>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广东中共党史学会最近联合召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中顾委委员刘田夫、李坚真,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党政军负责同志以及一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林若、谢非、张万年、欧阳山、杨应彬、寇庆延、罗天、陈越平等参加了开幕式;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广东省地方和驻广州部队的党史、理论、历史工作者共二百五十多人.讨论会收到包括题为《华南敌后抗战若干特点》、《论华南抗日纵队》、《论第二次国共合作》、《试论粤北第一次会战》、《我党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华侨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广东“青抗”组织》、《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等的论文102篇,讨论会分以下五个专题组进行讨论;1、华南敌后抗日战场建立和发展及其地位与作用;2、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第二次国共合作;3、抗战初期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作用;4、华侨、港澳同胞     

张学良“送蒋返京”举措之评析

张学良“送蒋返京”举措之评析季云飞对于张学良“送蒋返京”举措，６０年来评说歧议甚大。鉴于此，本文拟对张学良“送蒋返京”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作些探讨和评价，并以此文纪念西安事变６０周年。首先指出，张学良“送蒋返京”并不是随机性的、“心血来潮”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