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文义的一般与具体解释

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与法律方法的基础与核心。一般的文义解释是按照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和通常使用方式进行的解释,一般通过在立法与法学研究中对法律概念进行定义,对法律条文的语法与句法进行界定、解析完成。具体的文义解释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时,一般文义需与案件个体情况相结合,通过参照其他解释方法而确定法律文义的解释方法。     

法律方法及其运用

法律方法近几年来逐渐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重视,究其原因,是其对法治所具有的积极推动意义。法官只有借助于各种法律技术和法律解释方法,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疏通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综合来看,可以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四类: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补充方法、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利益衡量。面对模糊不清的法律,一般来说,应按照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的先后排序,考虑各种狭义解释方法的运用;对于存在空缺结构的法律,需要运用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对于不确定的概念,则要进行价值补充;在以上各种方法的运用中,可以综合进行利益衡量。在我国当前国情下,重视法律方法的运用对于法官判案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法律解释方法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的运用

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之一。法律解释方法在其中的运用值得研究,包括文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目的解释法以及社会学解释法等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都采用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工作的严谨和专业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批复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仍存在有一定的缺陷,如法律解释方法运用得不够清晰,个别批复中法律解释方法的缺失等。通过强化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推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工作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论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判断当事人请求权的性质、选择案件裁判依据的过程,都蕴含着法官对法律条文意义的解释与探索。审判过程中,基层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待决案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基层法院案件多、情况复杂的特点,决定着法律解释基本上成为一种个性化的司法实践。通常情况下,个案法律解释目标在法律关系分析、法条意义理解、裁判结果推论、法律效果判断纵向四阶段中实现,上述法律解释目标实现程式个案具体化运行,塑造了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环境司法中社会学方法的合理运用

传统司法方法注重从逻辑结构和形式规则角度严格适用法律，但在解决新型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时遇到了困难，致使审判效果不理想。在尊重传统的规范研究和逻辑推理方法的前提下，环境司法活动有必要在合理的限度内借鉴和运用社会学的一些方法评判证据、解释法律，以使环境法律更贴近社会现实。具体而言，宏观上，借鉴迪尔凯姆“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方法论，微观上，认定事实时，将环境案件放在当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中，通过必要的实地调查来查明真相；解释法律时，在具体情境中将经验和理性相结合做出价值判断，在法律的目的与原则之内力求达成最优的社会效果。     

论刑事判决书说理与法官释法权的衔接

学者多从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探讨刑事判决书说理性的不足,但从刑事实体法上看,其实质上内含着刑事法官解释权的运用问题。法官审理、裁判案件的过程既是适用法律的过程,更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做出详细解释的过程。结合案件事实明确法律文本的真意是法律解释的本旨,而刑事判决书对判决理由的陈述就是展示这一解释过程的载体。由于我国刑事法官一直不享有法律解释权,体现在刑事判决书方面即是对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理由的解释、论证不足,判决书说理性差。如果法官能够主动运用法律解释权,那将对于加强刑事判决书的说理性和提升法官素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律询问答复的效力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55条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有对法律询问做出答复的权力。在某些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该种答复作为审判的依据被人民法院所适用。法律询问答复不是立法解释,亦非类似司法解释的具体应用解释,不具有作为有权的审判依据的效力。法律询问答复在普遍适用性、强制适用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其作为规范的效力如何有待讨论。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存在反映实践工作的需求,需要对相应规范进一步地明确和改造。     

法律方法视角下新兴权利的司法困境类型与应对

新兴权利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法理正当性或现实共识基础但缺乏直接明确法律依据的新兴利益形态及其诉求。基于类型化思维,新兴利益诉求向新兴权利转化的司法过程可分为“权利确认”“权利定型”“权利论证”等三个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环节。新兴权利司法困境的应对与法律方法的运用存在密切关联,法律方法运用不当会对新兴权利类案件的裁判实践造成诸多消极影响。完善法律发现、利益衡量、法律解释、法律修辞与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司法在促进新兴权利法治化进程中的价值和功用。     

论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应用及其改进

<正>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在此进程中也出现了各种疑难复杂案件,司法部门陷入了无法很好地解决各种疑难复杂案件的困境。对此,我国采取指导性案例这一法律制度,使得司法困境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文章以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功能为切入点,列举三种最为主要的法律解释方法,结合一些指导性案例,     

刑法解释规制论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司法实践中法官运用刑法解释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故法官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主体.但法官的刑法解释权不是任意的,应当对其进行规制.具体来讲,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规制法官的刑法解释权:外在规制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内在规制是通过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尊重来实现.     

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改革路径探析——以《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统一司法见解制度”为视角

近年来，对我国司法解释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在法学界日渐高涨，但一直没能在实践中有所突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中的统一司法见解制度融合了两大法系在适用法律方面的制度优势。它专门为统一法官对法律的不同解释而设立，在功能上与司法解释类似；又由于该制度根植于个案之中，对我国目前“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解”现象有很好的遏制作用；且该制度符合我国目前的制度构架和司法技艺：值得我国在司法解释制度改革中予以借鉴。     

“生态环境”宪法概念解析

“生态”与“环境”源于不同学科，所指大同小异，且不断发展变化。我国宪法中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独创概念，在科学界曾引起广泛争议。因其具有多义性，容易引起误解，并非理想的法律概念；但有其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宪法角度的正确处理是接受事实、辩证分析，结合现代环境观念和既有法律事实作出最广义的宽泛解释，为下位法中的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而不必强求与法律概念的齐整对应。环境宪法解读应跳出文本局限，更加开放、务实。     

刑事诉讼法文本中的“可以”

“可以”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使用多达133次，其功能主要用于表示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授权。由于“可以”一词本身语义的模糊性，致使实践中对相关包含“可以”一词的法条文本在解释时发生争议，存在着对“可以”一词的“误解”与“误用”的情形。在公安司法机关掌握着法律解释权力的实践中，文本的解释为“权力”服务的倾向交不可避免。     

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和"行政权”的讨论

"行政”和"行政权”是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学者们加强对它们的研究,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自明的.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行政法学中的其它范畴而言,"行政”和"行政权”得到的关注更多,这种关注除了行政法学者之外还有行政学学者、政治学学者、社会学学者等.尽管学者们有关"行政”与"行政权”的认识有一定的共同性,但由于立足点、观察角度和方法的不同,这两个范畴在学者们的眼中又有各自独特的具体内容.在综述行政法学者关于"行政”和"行政权”讨论现状的基础上,我们也简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比较

论题对法释[2001]29号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384条第一款的解释》两者的效力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基本要件、何为“以个人名义”、何为以“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以及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归类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国际法中的indigenous peoples

自20世纪初以来,在涉及到各国家和地区人们共同体的权利关系问题的讨论中,首先在国际性文件里出现了"indigenous peoples"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同时,伴随着先住民运动在世界各地的风起云涌以及世界各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indigenous peoples"的内涵与外延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然而,由于英文的"indigenous peoples"在汉语中并无直接对应词汇,再加上学术传统的差异等各种原因,造成中西方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产生歧义,进而影响到所涉及对象的基本权利以及相互关系的构建。因此,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厘清国际法语境中"indigenous peoples"在中西方文化中内涵与外延的异同,有助于多民族国家各人们共同体权利的维护以及和谐关系的建设。     

驳“但出符合形式犯罪构成的行为说”

"但出符合形式犯罪构成的行为说"主张刑法第13条"但书"所"但出"的是"符合形式犯罪构成"且又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该说的不足之处主要有:对我国的犯罪构成进行形式化解释打破了"我国的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法律标准"的信条;混用了"犯罪构成"与"构成要件"这两个属于不同理论体系且内涵不同的术语;忽视了我国刑法分则许多条文都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为入罪门槛并以此对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做了照应性规定的事实;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形式化解释会导致刑法第13条与刑法第63条、第101条规定在体系上的矛盾。在我国的熟人社会尚未彻底解体、人治文化统治尚未彻底改观,以及司法的整体水平和司法体制仍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初创阶段的现实状态下,"但出符合形式犯罪构成的行为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贯彻。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民之父母》"(言午又)"字释读辨析

关于上博(二)《民之父母》9简“”字的释读,学术界颇有分歧,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如字,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为“语”,或释为“诗”字异构,或释为“辩”字异体,或疑为“语”字异体。文章辨析各家之说,断以己意,在较为详细的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当为“语”之异体字的结论。     

对新《婚姻法》离婚条件的评论

《婚姻法》修改后 ,离婚的条件和标准较前更明确、规范 ,具有更好的实践操作性 ,显示了其突出的进步 ,但并未形成历史性的突破。实际上 ,更主要的表现为对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完善 ,社会生活实践的客观要求和学术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并未能在立法上得到充分体现。现行《婚姻法》关于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条件的规定 ,较前《婚姻法》的规定有很大进步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