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山东问题"中的铁路问题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起因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与“二十一条”和济顺、高徐两铁路借款大有关系，办理这两次外交事务的具体当事人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也因此被认定为卖国贼。而他们后来在抗战时期的不光彩表现，也证明了被认定为卖国贼并非冤枉.     

巴黎和会对“以俄为师”思想确立的社会心理影响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前,威尔逊在中国拥有美好形象和崇高威望,被中国民众视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和“今日世界最伟大之政治家”,但其在巴黎和会后期对中国的背弃将中国民众推入到失望的深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后,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了新的政治明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都确立了“以俄为师”的思想。威尔逊与列宁之间的形象易位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认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心理上的准备。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的反日外交活动及主张

1919 年1 月,巴黎和会召开,日本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采取各种手段,妄图攫取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梁启超以中国代表团顾问及记者的身份赶赴欧洲,在巴黎和会前后,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抨击,对中国政府的卖国行为进行了无情揭露。     

英国构建奥斯曼帝国石油体系及其影响(1914-1920)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20年巴黎和会结束,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实施了石油开发政策。在大战中英国利用军事手段垄断了奥斯曼帝国的石油开发权和开采权,并因此在国际关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巴黎和会期间,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圣莫雷协定》,和美国经过协商达成了"石油工程合作"的协议,经过调整英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英国逐步构建了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石油开发体系。     

政治事件与知识分子观念的变化——以“五四”前后陈独秀经济思想的转变为中心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巨子,作为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对政治有着极度的敏感和热情。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和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使得陈独秀的经济思想发生了截然的转变。然而,正是由于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激烈作用,使得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选择救国理论时表现出了不少的武断和非理性。这也是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国际关系中的山东、旅大问题──兼谈两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外交上的失败

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是战胜国，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二战后，被日本侵占的旅大又转入苏联手中。中国外交上的两次失败，从本质上说是大国强国对弱国的欺凌与掠夺，是当时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结果。     

1921年“芝加哥借款爽约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中,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合理要求,对日让步,使得当时中美关系达到冰点.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开幕前,由于美国政府的某些暗示和主张给当时的中国政府和舆论带来了认为可以借助于美国的帮助以洗刷巴黎和会之耻辱的种种愿望,使得此时的中关关系进入一个“友好”时期.然而,随着“芝加哥借款爽约事件”的发生,又给当时看似即将携手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事后,从中、日、美三方分别做出不同反应以及事件的解决,亦可看出中关两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存在的某些共同利益.     

巴黎和会前后中国人对威尔逊认识的转变

1919年6月,巴黎和会在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通过了《凡尔赛和约》.《和约》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地位,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和会上最终对日妥协,使中国人希望依靠威尔逊的支持而收回山东权益的强烈愿望成为泡影.由此,中国对威尔逊的认识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了解这一特殊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深刻认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探讨中国人民,特别是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怎样走上新的救国救民之路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问题为学术界所忽略,迄今没有专门的研究文章问世.本文对此作一初步分析,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同行     

韩国学者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述评——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过程与特点

介绍韩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状况,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韩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叙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外部内部条件、曲折过程以及中国特点。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可分为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外部条件是巴黎和会与俄国十月革命,内部条件是新文化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其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分为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而进行的一些争论;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是实践性、主动性、必然性以及民族性。     

孙中山年谱(续四)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已未)五十三岁1月18日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开幕。3月4日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4月29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予日本。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     

五四运动在苏州东吴大学

六十五年前,神州大地,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它的导火线是,1919年1月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蛮横拒绝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对山东问题作出无理决定。对此,北洋军阀政府,居然准备在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舆论大哗,中国人民的积愤,犹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学校三千多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浩劫,使西方价值文明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这是他们由西方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战后“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爆发,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就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准备。     

不许为日本战犯翻案──中国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前前后后

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战犯，始于1919年巴黎和会通过之《凡尔赛和约》第7章。二战后，东京审判宪章为南京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所以，南京审判完全符合审判的法定程序。而今，日本一些政要和右翼分子在为战犯招魂。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为战犯们翻案。     

从温和到激进:巴黎和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社会行为是社会思想的直接结果,社会的剧烈震荡,往往是由思想的震荡开始的.中国近代激烈的社会革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其根源在于巴黎和会中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的出卖.这一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遭受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也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剧变,从原先对西方的崇拜,对威尔逊主义的敬仰,迅速走向对西方的憎恶.这一切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发生的.这几个月的心灵激荡,使中国知识分子从温和走向激进.思想的激变,瞬间扭转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顾维钧与中国山东主权的收回

山东主权的收回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影响深远。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他作为北洋政府委派的主要外交代表,参与了关于山东主权收回的国际交涉的全过程。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围绕收回山东主权问题同列强展开激烈交锋,运用外交策略最终赢得谈判成功。顾维钧在这一艰辛的对外交涉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简介

《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一一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由苏州科技学闾院历史系祝曙光教授撰写,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全书共分八章,即第一章"二十一条要求":现代中日关系的梦魇;第二章巴黎和会:中日两国的激烈交锋;第三章华盛顿会议与日本;第四章日本外交与中国国民革命;第五     

民意机构的缺失——五四时期的国会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救亡运动,最初以学潮的形式出现,继之以工人市商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传统认为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根源在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但忽略了作为当时名义上共和政体的民意机构——国会的调节功能。作为立法和民意机构的国会的无所作为,正是汹涌的民意通过学潮这种非正常的途径得以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整体视野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整体变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社会生产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保证,与现代制度、现代生产构成了一个整体.反过来,在这个文化整体中,只要有部分发生变化,其他部分也难以为继."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在苏俄的影响下,文化思想界和政治革命家对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认识上发生改变,整体文化变革出现裂痕,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危机的出现直至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