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石川三佐男教授的《诗经》《楚辞》研究

本文介绍了日本著名汉学家石川三位男教授在研究《诗经》、《楚辞》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并举实例对石川教授将文化人类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的学术路径作了说明。文章希望中国学人能从石川教授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中吸取到有益的借鉴。     

楚文化的审美特征与浪漫主义文学

我国古代,“风”“骚”并称,《诗经》《楚辞》历来被认为是代表着诗歌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大源流。然而,浪漫主义的《楚辞》为什么会发生在我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它和楚文化有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说明,我以为必须从楚文化的审美结构谈起。近年来,地下出土的楚文物日益增多。它们是我国独树一帜的艺术珍宝,为我们研究楚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特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我们研究楚文学     

论“楚辞”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楚辞”是战国末期出现的一种新诗体,但它并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楚地民间长期流传的楚歌、巫歌和神话故事,春秋中叶诞生于北方的《诗经》,以及战国时代兴盛了近三百年的散文,都对“楚辞”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楚辞”赖以产生的坚实文化基础。     

楚辞与原始宗教

楚辞,这种文学体裁的内容与形式,均具有浓郁的楚地色彩,其中,楚地的原始宗教对它起着重要的作用。 战国各国皆有宗教,而以楚地为盛。《汉书·地理志》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文物考古则印证了历史记载。湖北江陵战国中期的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2700字有关卜筮、祭祀的简文,说明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儒家等学说的理性精神渐居上风,楚地却巫风盛行,楚人仍沉浸在鬼神的世界之中。     

试论战国早中期楚方言的韵部特点

关于上古楚方言韵部特点的讨论早已有之,但使用传世文献与出土语料来研究这一问题,学界见仁见智,结论不尽相同.全文以《郭店楚墓竹简》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诗经》、《楚辞》以及先秦其它非楚地语料,并结合韵部的历史演变情况,对《郭店楚简》所反映的语音现象逐一分析,更进一步考察了楚方言的韵部特点,认为幽宵音近、之鱼音近是战国早中期楚方言的韵部特点.     

骚体渊源新证

一《楚辞》的句式与《诗经》有明显的区别,游国恩先生把这种句式的特点归纳为“长言短咏,托体兮猗。”后世一般把用这种句式写的诗称为“骚体”诗。在探讨这种句式的渊源时,游先生首先注意到《诗经》,他把《诗经》中“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个助词——‘兮’字”的诗     

从《辨骚》看刘勰"宗经"与"逆经"思想的矛盾与超越

《辨骚》篇中刘勰基于宗经思想认为楚辞不如《诗经》雅正,但对楚辞自身文学成就进行评价时却认为楚辞内容与形式的新变超越了《诗经》,从而出现了“宗经”而又“逆经”的矛盾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刘勰思想的缺陷恰恰是他超越前人及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     

两河之间：《诗经》在楚地的流传发展及其认识价值

《诗经》通过多种方式传入楚地,并在楚人学习、传承中原之学的传统下广泛应用。楚地祭祖青铜器铭文在用韵、语词和句法等方面受《雅》《颂》影响颇深。这是《诗经》在楚地传播的重要结果。楚地青铜器《大武戚》的出土,既佐证了楚人以《大武舞》歆神祭祖的历史,又体现了楚人对《大武舞》表演的转化和创新,巫祭色彩十分浓郁。通过《诗经》在楚地传播发展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先秦时期中国两河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交流融合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意义重大。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研究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系统比较复杂,通过对战国时期《楚辞》以及楚地出土战国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统计,发现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余（予）”、“朕”,论文分析了它们在使用频率、称数、句法功能以及谦敬功能方面的特点。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汉代《诗》学渊源新论——孟子与汉代《诗》学渊源的地域性考察

汉代《诗》学渊源问题是聚讼千载的公案,素来学界多将之归于荀子,而于孟子的传《诗》之功却鲜有置喙。但是结合最新考古成果、从文化地理角度对影响先秦两汉时期《诗》学发展的地域文化因素详加梳理却会发现：先秦时期至汉代初年,孟子的活动场所与影响所及,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与共同的传承者,不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汉代《诗》学中呈现出的诸多宗孟面貌提供了合理解释。换而言之,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汉代《诗》学导源于孟子的倾向明显。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鱼部与侯部

以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反映语音的资料为对象,考察鱼部与侯部之间的关系.认为古侯部一等字与鱼部合流是上古楚方音的特点.提出这种独特的现象在<诗经>语音里无法得到解释,只能推定其另有来源.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地位的不断上升,楚语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展,到了秦汉时期,其它方言区也零星出现古侯部一等字与鱼部合流的现象,但楚方言区韵语中最为突出.     

《河伯》篇中“美人”与《山鬼》篇中“山鬼”的关系

以往的楚辞研究者多以为《九歌》第八篇《河伯》篇是祭祀黄河的神或单纯祭祀河神的诗歌,第九篇《山鬼》篇是祭祀山鬼或单纯祭祀山神的诗歌,由此可推论:《河伯》篇和《山鬼》篇没有直接的关系,歌唱的主体是祭祀山河神的祭主,等等。本文认为:《河伯》篇是河伯(死后世界连接九重天的九河的男神)的独白诗;《山鬼》篇是山鬼(住在昆仑山死者的魄)的独白诗;《河伯》篇的"美人"是死者的"魂"的忌语,与《山鬼》篇的"山鬼"(死者之魄)本来是成双成对的关系;《河伯》篇和《山鬼》篇中作为诗歌背景的舞台是九河(死后世界直通九重天的河)和昆仑山(死后世界中想象的山)之间,这两个世界本来在一条直线上。文章运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以上理论上的假说给予了科学的实证。     

楚辞体美学风貌阐释

楚辞体是继《诗经》之后产生在中国南部楚地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瑰奇绚丽的文辞、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中个性鲜明、独具风貌的诗体     

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孟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诗化批评才情之作——读颜翔林教授《楚辞美论》

颜翔林教授的《楚辞美论》一书,深入探析屈原心理情结,系统解读《楚辞》文本,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感悟式的批评风格,诗意化的修辞表达,彰显其文本个性魅力。     

钱钟书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钱钟书楚辞研究新思维 ,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中西文化比较法 ,他以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 ,相互融通 ,解读楚辞 ;二是感悟与思辩相统一 ,他将诗歌艺术与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为楚辞学作出新的贡献     

试论春秋中晚期楚国在鄂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通过对鄂东地区出土的有完整发展序列的春秋中晚期楚器的型式分析,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出土器物的比较,认为鄂东地区沿麻城、黄冈一线在春秋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典型楚文化特征一致,即该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的坤舆。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可以看出,鄂东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东部边境,是楚国与其东邻诸国争战的前沿;目前发现的鄂东地区麻城、黄冈一线的春秋中晚期遗存与楚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