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文学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

周作人的文学观在“五四”运动以后呈倒退的趋势发展，这种倒退除文化学等方面的原因外，他自身的个性气质和由来已久的虚无主义意识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们潜藏在周作人的内心深处，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构成了他文学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由此，我们可以透视周作人文化思想及人生道路的曲折演变历程。     

论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周作人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灵肉一致”的理想人性、个人与人类的统一及“苦闷的象征”等文学总体观念上,周作人受到厨川白村的启发,但也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     

论废名的乡土文学观

废名的乡土文学观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周作人。“趣味”是废名乡土文学观的核心，对废名的创作思想及其乡土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周作人到废名，“趣味”的内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论周作人的"人的观念"

周作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的看法上.在他的"人的观念"中,生死观、享乐观、妇女观、轮回观是其内核.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观念源自生物进化论和自然人性论.妇女观则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文化人类学对他的影响.轮回观主要受到佛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人的观念"体现在他的小品文中,形成了淡、雅、缘、苦的文学趣味,还体现在文论中的人道主义和审美非功利主义.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评周作人早期对我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评周作人早期对我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易竹贤，孙振华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家，周作人尽管没有创作过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但他以小说批评、小说理论建设及译介外国近代小说等方面的实绩，为促进小说观念的更新，为新的小说美学意识的崛起，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     

周作人早期儿童观初论——兼述“以儿童为本位”观的提出

我们把1923年周作人出版他的文艺论集《自已的园地》作为划分周作人儿童观发展前后期的标志,是因为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儿童观经早东京留学时启蒙于西方儿童学及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实验已初具雏形,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验而发展臻于成熟,且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吻合的积极面最为突出。“五四”退潮后,周作人于旁徨中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黑暗又使他在矛盾的磨砺中逐渐丧失了“热”与“力”,最终成为一个“生错了时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个人＂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更是＂自己＂的,构成了相对完整、内容丰富的一个系统。在＂人—个人—个性—自己＂这一逐层收缩的价值系统中,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对于＂个人＂的理性自觉和情感坚执。当他以这种思想来批判封建礼教时,这种理论发挥的是积极的作用,但当他把人的生物性单独地夸大并使之与人的社会性相割裂时,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这种个人原则的至高无上性决定了周作人以保持个体的个性自由和切身利益为最终选择,放弃了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担当。     

文化深蕴中的艺术营造——从周作人的散文看其审美观

集和平、冲淡、闲适和中庸于一体的周作人审美观的形成,来自他对东西力文化精神的深层领悟;对现代中国特殊的人文环境的体察,形成他审美心境的复杂性;他的艺术营造,是他审美情趣的成功反映。周作人的得失以及对“京派”的影响,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价值在于为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存在的机遇。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     

"原人之文学"的审美功能——论周作人之教育童话观

2 0世纪 2 0年代初 ,周作人提出了教育童话的观念 ,主张应用童话进行儿童教育。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蕴含了民俗学的方法和儿童心理学的成果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环节。同时 ,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也存在着儿童本位主义的弊病。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切复杂的联系。他曾奉献一生大半的精力致力于日本学术文艺的译介、研究,深得日本文化的精髓,在中日两国是公认的“日本通”。同时,他的政治、艺术生命又可悲地葬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战争中。周作人视日本文化艺术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与中国文化艺术的比较、参证,从中获得了有益的思想、艺术启迪,并确立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观。     

周作人文学观发展变化论析

周作人曾和鲁迅等先进分子一道共同开创了中国新文化之路 ,他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文学观以及当时的思想和文学活动 ,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五四”高潮过后 ,他的文学观却呈倒退的趋势 ,这种倒退必然导致他整个的文化思想乃至政治思想的蜕化 ,也必然对世人产生消极的影响。     

周作人与夏目漱石“余裕”论

周作人深受日本夏目漱石＂余裕＂论影响,论者多认为周氏闲适文学观即明证;其实,周氏＂自己表现＂散文观和舒徐行文艺术更得＂余裕＂论神髓,他对＂余裕＂论的偏执理解,则消极影响散文创作。     

周作人文学观念论

周作人坚持理性的现代观,他认为古人的好些思想却是现代人缺欠和不及的。无论常识还是风趣,都有一个大写的人在,都是现代人自由、独立而又丰富的自我写照,这是周作人的人的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文抄公体象征了现代学术批评的规范,同时,征引本身也是广博而宽容的现代观照方式的反映。文体预设了周作人的现代经验,即不求专断的对话,造成复调的效果。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周作人在“五四”初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有为启蒙主义所利用的功利因素,但也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基石;他在“五四”后期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他在３０年代仍然坚持超功利、重审美、重“言志”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并广有影响。总之,周作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周作人的现代散文源流观

文章梳理了周作人的中国现代散文源流观 ,肯定了他将西方个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本土化的散文源流阐释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