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试论张承志与石舒清书写之异同

通过比较张承志、石舒清两位回族作家对西海固伊斯兰文化及其民众的认知与书写，分析了两位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展示的伊斯兰文化、信仰、民众、审美观四个方面的异与同。张承志是以理性和激情经由艺术的途径来接近“圣”的空间，以审美的方式去践履他的神圣价值观；石舒清是在回民的黄土高原这一“圣”的空间之内生活和写作的，他的文学表达在意义上更接近于伊斯兰教的本质。     

现代民俗小说之成因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民俗与小说结缘这一文学现象 ,2 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从不同角度将其称为“乡土文学”、“地域文学”、“田园小说”、“乡镇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等。本文认为 ,“现代民俗小说”作为一个创作倾向术语 ,可以概括民俗与小说结缘这一文学现象 ,可以涵盖上述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 ,并在文学史上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特定成因     

从《老子》到《论语》——先秦诸子文体辩议

《老子》在文体上属于“箴”,《论语》在文体上属于“语”。“箴”的制作者是官师,“语”的传播者是庶民。先秦诸子文体正是由先秦官方之“箴”下移为庶民之“语”,然后才渐次发展起来的。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 文化探析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以儒家为代表的“重民”思想和法家“一刑”思想发生发展的产物。它既是“庶民”“无奈”的政治诉求 ,也是封建君主所着力营造的氛围 ,其目的在于维护“君”的利益和统治 ,而非“庶民”的基本权利。“君”的例外以及各级官僚和贵族仿而效之 ,使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可能真正得以贯彻     

王船山《俟解》之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孟子》“人之所以异”章诠释为例

通过对船山六十六岁时作品《俟解》的诠释,探讨船山对君子、庶民与小人此三者之间的看法。《俟解》一书近于日记式的心得体悟,是依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的內容而抒发。“人之所以异”章谈论人、禽之辨,认为人与禽兽之异者,系“君子存之”而“庶民去之”,船山此文即以君子与庶民对举,而非君子与小人对举。船山藉此兴发个人感想,认为庶民看似无病,而其实为害更大,故要引导人之志向,勿流于平庸与凡俗；小人之恶,人人见及,且得而诛之,至于庶民之平庸则陷于流俗,病无可病,有其祸害,而诛不胜诛,因此为害更大。故对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中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及船山的诠释作一解说。     

小说价值判断的历史嬗变与小说中心地位的确立－－文学中心主义论系列论文之一

小说的价值判断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 ,班固以来目录学家的“小说”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但其对小说价值的判断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 ,从“小道”到“历史的附庸”到“有补于世”再到“救国”,这是小说价值判断的历程 ,其间也有各种观念的变化 ,但其主要的特征则是在不断地关注小说的功用价值的基础上发展 ,而其实则是小说为求取文坛中心地位在作的种种努力 ,这努力的结果是在近代 ,小说终于成为以具有特殊价值的文体占据文坛的文学样式。     

论《地之国》的创伤写作

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是近年来最出色的“后9.11”文学作品之一。小说表现了“9.11”事件给美国普通民众，尤其是纽约人造成的形形色色的个人心理创伤。奥尼尔在表现创伤的过程中，也探讨了应对和克服创伤的策略，并对美国政府在创伤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论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

上个世纪20年代，台静农以他特有的乡土小说蜚声文坛。他是在鲁迅的引导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台静农描写故乡大别山山麓叶家集镇上的“生与死”的短篇集《地之子》，以及讴歌“时代先驱位”的短篇集《建塔者》，均受到鲁迅的赞美，顺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蒲松龄志怪小说与艾伦·坡哥特式小说之比较

蒲松龄以《聊斋志异》表自己的“寄托”和“孤愤”之情,艾伦·坡则用哥特式小说服务于作品的艺术效果。在主题上都是揭露和反映现实的黑暗与丑恶,表达作者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艺术上各具特色,蒲溶文言与民众口语于一炉,使作品精炼、含蓄而又生动、形象、有趣;坡围绕故事预期的效果精挑细选词汇。蒲的题材包罗万象;坡的题材集中于怪诞与恐怖。蒲善长刻画人物形象和心理;坡只注重人物的心理,人物形象模糊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同时,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它们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言情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在赋予“情”以正面意义时,它企图依靠言情以超越、抵抗世情的虚无,这与言情传统相当契合,但由于“情”的力量极为脆弱,言情最终被世情吞没,从而使得她的小说最终走向对“情”的彻底幻灭。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论《剪灯新话》的理欲观

瞿佑的《剪灯新话》以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为背景,比较真实、细腻地表现了士人在乱世的经历、遭遇和情感,其中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既有大量与理学相悖的情爱描写,又努力迎合理学的价值标准,反映出了作者复杂、矛盾的心态。     

元杂剧的爱情剧和元代的节日择偶习俗

从民俗的角度看,元杂剧的爱情剧与元代节日有着密切关系。元杂剧的爱情剧故事发生的背景多在节日,多写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故事,多以大团圆作结局,与元代节日自由择偶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与元代的节日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走向自由的自由灵魂——简析新时期乡土小说中流浪归来的老者形象

流浪归来的老者是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形象群体,他们虽然都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但具有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他们在当代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在乡土观念、爱情观念、民间智慧等方面表现出自由的共性特征,在具体叙事文本中又可分为依附型、单一型和复合型三种不同类型。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观念的转变导致的。     

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探析

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历来少有人作整体的观照 ,文章指出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男性形象较以前同类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在构成成分上出现了重大变化 ,并具体分析了宋话本爱情婚恋小说男性形象的三大类型 ,以及话本作者对这三类形象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情感倾向     

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文章考察了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的流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死而复生故事的出现,是因为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鬼神观念、乐生恶死的心态以及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不仅被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记载,而且同时也被正史收录。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中为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都有美好的结局,死而复生把婚恋悲剧变成喜剧。宋元时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结局悲惨,最终又再次死去,表现了小说受宋明理学的浸淫又向道学化的方向转变。晚明和清代也有一些话本、小说和戏剧写死而复生的故事,大多表现爱情受到现实阻碍之后的浪漫畅想。李汝珍《镜花缘》中无继国国民死而复生延续生命,表现出漠视功名的早期道家思想,在死而复生的母题中具有创新意义。     

陶然的爱情小说解读

在陶然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中,"乐感文化"退隐而去,"悲剧色彩"彰显出来。细读其作品,会发现其中差不多所有男女互动的爱情故事当中,最终都是以中年男子的悲剧命运而告终的。     

论魏晋志怪小说之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是小说作为独立文体自觉发展的关键阶段。志怪小说突出体现的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谐趣、勇敢、爱情是魏晋志怪小说表现生命意识的三大主题。     

发乎情,止乎礼义--琼瑶小说爱情模式面面观

琼瑶的小说,大多有同样的背景,相似的人物,相类的故事.琼瑶擅写爱情故事,且有传统、现实、浪漫、传奇的爱情模式,但琼瑶所描写的爱情重在渲染"情"字,表现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纯情和对"性"的消解.     

唐代人鬼相恋故事的几种模式

根据故事情节发生的特点，唐代人鬼相恋故事大致可分为类冥婚型故事、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亡女复活型相恋故事、路遇型相恋故事四类。类冥婚型故事依附于冥婚习俗，多发生在人间男性和女鬼之间；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的经典模式是“禁忌～惩罚”，故事中男子或是气色有异或是暴亡，不具备重情之特色；亡女复活故事表现的足追求爱的力量强大以至于死而复生，给人以很强的震撼力；路遇式人鬼桕恋故事重在对男女两情相悦的描摹和歌颂，是义人幻想爱情的白日梦的载体。庸代人鬼相恋故事不但丰富了古典小说的题材，其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的发生模式，对后世同类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