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哲学与人类新文明建设

20世纪中叶,人类工业文明达到它的最高成就,伴随它的生态危机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这种危机成为时代转变的拐点。它表示工业文明开始走下坡路,一种新文明———生态文明成为上升的文明。环境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它是人类创造新文明的伟大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思想和理论结晶,又是人类建设新文明的哲学基础。发展环境哲学研究和应用,为人类新文明建设服务,用生态文明点燃人类新文明之光,以生态文明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新贡献。     

环境哲学视野下的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取向

单纯将价值观视作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与需要是片面的、孤立的,是有失偏颇的,同时也导致了长期以来只重主体价值轻客体生态价值的倾向。因而,应切实把握好价值与主客体间的关系,准确协调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环境哲学视域,分析生态价值应有的地位,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意义,并结合生态危机,探究生态危机下的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取向问题,促进主客体间的协调互益,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新型生态环境之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的价值

近年来,"人类世"的提出引发了西方生态哲学理论的后自然倾向,它强调要打破现代性以来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解构环境主义的自然观念并构建一套应对人类世时代生态危机的实践模式。但这一后自然倾向具有内在的理论局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克服后自然倾向内在缺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构建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的核心资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的发展论和实践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工程的思路和生态学为基础的方法论。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相互联系并构成了统一的理论体系,为生态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

建设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为了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指导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践活动,找到环境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学者们将关注点投向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上。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和对现实经验的总结,阐述了环境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背景和理论基础;并立足于社会的发展阶段,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特点进行了论述和比较。在分析比较中,提出了建设生态和谐社会体现了环境哲学的现实属性和实践诉求,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社会化的媒介以及环境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目标。目前,中国的生态和谐社会建设处于初级阶段,但它是环境哲学实践性转变的核心步骤,因此,每位公民无论在任何领域都应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努力。     

当代人类危机的哲学思考

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人面临的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揭露了这一危机的实质是人一手导演的悲剧。人类要摆脱这一危机，必须走出人与世界关系的误区，理性地批判人的实践活动。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基础探析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在经历了世界观、历史观向伦理哲学和价值原则的创立与批判,走向了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崇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自然价值观。不论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论,以及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没有超越机械自然观和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哲学基础和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要解决和消除环境主义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把自然共同体和社会．业同体结合起来,把人置于区域共同体内,重建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     

跨文化哲学的四个维度

跨文化哲学是新兴交叉学科,它既是对跨文化交往的哲学研究,又是对哲学交往的跨文化研究,旨在建树和平合理、包容互补的文明交往观。跨文化哲学有四个维度:对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哲学研究;跨文化解释学研究;比较哲学研究;跨文化交往伦理学研究。开展、推进跨文化哲学研究,探讨世界不同文明交往中的各种跨文化理论课题,对促进多样文明共同繁荣与发展、建立和谐世界,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环境伦理”

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环境伦理”并非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的伦理关系,亦非其它生物与人有所谓的平等权利,更非自然界具有不与主体发生关系的孤立的内在价值,而是由于环境伦理把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有效地纳入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中,从而深刻地揭示以生态环境中介了的人伦之理。环境伦理的实质是在现实的实践格局中协调并规范人类多极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上的差异,归根到底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论意义谱系的哲学转向

昭示意义向度演化的历程可见，客体向度、主体向度和主体际向度构成了意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谱系。但是，它们都各有所偏颇。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整合上述意义向度的合理性的新框架，它能去其弊而得其利，处中和而合其功。这就是具有“主—客—主”结构的交往实践现。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是站在明确的生态整体主义立场的学科文化自觉。它以哲学为衔接点,把环境与广义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努力为环境哲学寻求新的增长点。而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作为观念侧翼,更细致地修复破碎染尘之人心。让人类有效地从社会走向自然,又从自然回归社会。审视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能否实现文化自觉？它必须立足以环境哲学的语境与方式思考文化自觉的可能与必然,并应用环境哲学的方法与逻辑阐释文化自觉的内涵与趋向。环境哲学所固有的自然之翼,是其学科存在的本质特征。但如若停滞于自然界的现象,而无文化元素的参与和交融,环境哲学的困顿将会在现象与抽象之间迷失。而文化元素的加入,又必须在自觉的前提下进行,它一方面是为融合确定边界,另一方面是为渗透找到根据。以对人类与自然界高度负责的精神,文化自觉与环境哲学都有着共同的使命：欣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2011年中国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年会综述

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需要环境哲学所创造的妥当判断与合理认识,以期有效避免传统哲学在自然理念上的盲区,并创造现代哲学在生态观念上的新生。环境哲学重在是一种秉持生态良心的自然主义分析,是对人类所置身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深入审视,它是对人类社会生态危机这种时代之疾的关注与挽救。环境哲学在质疑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上不仅拥有对多样式概念与理论的阐释,也是在进一步发现环境科学的逻辑的基础上概括总结环境哲学之体系。     

人类环境困境的哲学思考

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是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与自然资源的有限.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竞争而产生的对自然资源的无序掠夺.用停止发展的方法和用禁欲主义的道德教化都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单纯用科学技术的方法也不能解决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变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生存竞争方式,发展人与人相互协作的和谐关系,实行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对自然资源实行有计划的分配,改变现有以物质财富的积累为目的的社会发展模式,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     

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境”

哲学的困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它反映了工业化社会普遍存在的科技与人文的失衡与矛盾。然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证明 ,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立足现实 ,与时俱进 ,具有世界眼光和感召力 ,才能发挥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作用。     

浅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两次超越

本文通过探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两次超越 ,试图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观的新问题加以研究 ,而不寄希望于仅仅从重复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中寻找解决之道。在考察历史中确定实践的本质 ,同时又说实践进一步规定了历史。希望通过当代视野的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观 ,从世界普遍交往的高度 ,探讨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实践观。     

人类生存的困境及其突围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 ,其实质就是一部人类生存困境的突围史。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 ,人类曾先后向上、向前、向下、向后四方突围 ,但却依然没有走出困境。改变传统的单一方向的突围模式 ,在人类生存的“元点”向四面敞开而不坚执于其中的某一面 ,或许是人类在无路可走的时代走出困境的一种可能的生存方式。     

文明面临的挑战与拯救——文明形态史观形成根源探析

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辨历史哲学代表的文明形态史观的余绪至今仍在。对其根源的剖析不但有利于认识其理论实质,而且更深入认识其价值。文明形态史观的形成既是思辨历史哲学自身理论发展逻辑演变的结果,又是对西方文明和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困境抗争的结果,更是对客观主义历史学的质疑与否定。     

论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困境

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内在相关性。然而,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影响因素的复杂结构使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陷入三重困境之中,即多元评价标准难以调适引发的评价困境、多元评价主体角色失范引发的评价困境和外部因素干扰引发的评价困境。为此,应避免囿于评价标准的质与量、政治性与学术性、独立性与社会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非此即彼的纠结,给予不同学者选择不同研究视角的时间与空间,清晰界定与规范行政权力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的角色与行为,充分发挥学术自主性。     

森林生态文化建设的环境社会学视野

森林是森林文化的载体,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连接点,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森林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环境基础.建设森林生态文化,是人们对森林的反思和寻根.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的、可持续的复杂系统,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实践森林生态文化能够找到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钥匙,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