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本圣经中《雅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圣经》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一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经典作品,称得上是圣经文学中的一朵奇花异葩。本文主要分析了和合本圣经中《雅歌》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雅歌》——宗教文学的一朵奇葩

《雅歌》在《圣经.旧约》中是独特的一卷,通常被称为“歌中之歌（Song of Songs Son）”。它是古希伯来时期宗教向日常生活渗透的产物,与希伯来宗教观念和文化特质是契合一致的。独特的流传过程使得《雅歌》的宗教文化蕴涵日益增强,爱情与宗教的异质同构关系又赋予《雅歌》以超越单纯的世俗情爱之上的宗教文化属性。《雅歌》实现了文学向宗教的转化,并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神圣性。     

论《圣经》对《大地雅歌》的影响

对《圣经》经文的引用、"犯罪——宽恕"情节模式的效仿以及"迷羊"母题的模写是《大地雅歌》在外在形式上的表现,而对《圣经》文化精神内涵的表现则是小说的内在主题,无论从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精神来看,《圣经》对范稳小说《大地雅歌》的影响都不容忽视。     

世俗情爱的神圣化——浅议旧约中的《雅歌》

<雅歌>是<圣经>中惟一以赞颂情爱为主题的诗集.它之所以具有被列入正典的地位,在于最初希伯来人的<旧约>神学观点中并无"灵"与"肉"分离的思想,尤其是完全没有"灵洁"、"肉秽"的观念.以后又经过后人不断地诠释和引申,使其原本意义单纯的以人间男女情爱为主题的内容被看作是上帝爱以色列人的比喻,或者在基督信仰中被视为是基督爱教会的比喻,从而在寓意和象征上实现了文学向宗教的转化,并取得了牢固的神圣性.     

《圣经·雅歌》中希伯来审美取向探析

作为《圣经》中的爱情诗集,《雅歌》中蕴涵着希伯来民族独特的审美思想。总体来看,《雅歌》呈现出复合型的审美特征,并流露出世俗美与崇高美、外表美与内在美、自然美与艺术美相结合的审美旨趣。《雅歌》审美取向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人常以自然之物为载体的象征性思维,运用诸多意象,诉诸非视觉性感觉,再现主人公完美的价值,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这些审美取向表征了希伯来人与自然的深厚情感,体现了他们对和谐、健康的理想性生存状态的追求,对人性的崇尚、对人生幸福的渴望和对自身生命的探求。     

鉴赏古典诗歌的体式美

中国古代诗歌体式有古体近体之分 ,虽只是就形式要素而言 ,但关乎诗歌的风格、表情达意的方式乃至诗歌的哲理情趣 ,对诗歌美学风格的影响甚大。鉴赏中国古代诗歌不可忽视诗歌的体式问题。     

试论陶渊明对诗歌体式的继承与创新

陶渊明的诗歌按文体来划分可分为四言诗和五言诗,其中包含了各种题材的咏史诗、田园诗、拟古诗、责子诗和联句等.除了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之外,陶渊明在诗歌体式的继承与创新方面同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中国古典诗歌韵律与体式的演进

通过考察我国古典时期几个主要阶段诗歌韵律发展变化的情况 ,可以发现 ,古典时期每一次诗歌的大繁盛 ,都和诗歌韵律的确立或改进 ,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新诗体的成功构建 ,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 ,中国诗歌韵律逐渐达到了它的非凡高度 ,诗歌体式日益丰富多样。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每一个构建出新诗体的时代 ,都既以这种新体式为主 ,同时又保留以前的诗歌体式 ,即不简单否定此前的诗歌体式 ,形式多样并存、各体竞相发挥作用的格局。诗歌韵律、体式的不断改进和构建 ,以及宽容的多样化尝试 ,使古典诗歌的能量能够最充分地释放出来 ,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     

《雅歌》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音乐性

《雅歌》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两部在主旨、文体、色彩、人物形象、最初出现的时间、空间等方面迥异的作品,但两部作品具有一个共性,即音乐性。两者都撷取音乐形象和风格特征,使之与作品特定的情景、氛围形成共鸣,利用音乐听觉感受来增强作品的叙事效果。从七个层面来分析两部作品的音乐性,可以从中解读两部作品创作手法、思想内容的迥异,同时,也期望引起人们对两部看似无关的作品的内在关联的思考。     

《雅歌》的“多重性”特点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雅歌》被认为是希伯来抒情诗中的奇葩。《雅歌》因其独特的文本内容和多重的主题阐释而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雅歌》"多重性"的特点源自其研究方法的多重性、文学体裁的多重性、文本内容的多重性、开篇人称的多重性、意象的多重性和结构的多重性。     

"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宋词一代之胜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组成部分,起源于元代,流行于明清,至王国维、胡适更赋予其理论色彩,被视作"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以"文体代兴"为核心,并具有以理念为本体的"非历史化"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的新变,不乏历史意义.但它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归之于文体的发展,把文体演变史等同于整个文学发展史,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化特征,又难以真正认识文体本身的演进规律.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不宜使用这个概念.     

《圣经·旧约·雅歌》的“园”意识——兼与《玉台新咏》的比较研究

《圣经·雅歌》是古希伯来人的抒情歌谣，其中的“园”意识表达了希伯来人的贞洁观，贞洁观与希伯来人的洁净观念一脉相承。犹太人在宗教和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视洁净观念并恪守洁净戒律。中国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中的“闺”表达了相似的贞洁观念。但是，对于女性身体，两个民族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楚辞体美学风貌阐释

楚辞体是继《诗经》之后产生在中国南部楚地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瑰奇绚丽的文辞、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中个性鲜明、独具风貌的诗体     

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刍论

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在继承前代选本形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与拓新。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分类依据更为多样,类目更为细密;在层级结构方面,宋代文学选本的层级结构方式更为灵活,既有对前代二元层级结构的翻转,又更多地采用一元层级结构;在区分等次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区分既有等级分明、壁垒森严者,又有纯为逞才竞技而排列名次者。宋代文学选本这种既相对稳定,又创意出新、灵活多变的文本形态,对后世文学选本的编纂多有启发、示范之功。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论宋代《诗经》学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宋代《诗经》学在总体上呈现出怀疑、创新的特色,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宋代《诗经》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一、北宋庆历以前的保守期;二、北宋庆历以后的创发新义期;三、南宋理宗以前的深入发展期;四、南宋中后期的衰微期。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宋代诗话中的诗格论

宋代诗话对"格"作为诗学审美和理论范畴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作为格调、品格之义的诗格论;作为风格、风致之义的诗格论;作为体式、诗法之义的诗格论。宋人着力的理论性辨识为明清诗学理论中格调论的出现和成熟累积了丰富的理论和批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