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杜甫不是题画诗的首创者——兼论题画诗的产生与发展

题画诗产生于何时,谁是题画诗的首创者,这个问题似乎已有定论。我国最早的一部题画诗选集——南宋孙绍远编的《声画集》,只收唐、宋两代诗人的作品,未见唐以前的题画诗。清代陈邦彦编的《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尽搜历代文人诸集,得题画诗八千九百六十二首,不可谓不完备,但也只是唐、宋、金、元、明五个朝代诗人的题画诗,并无一篇唐以前的作品。明代胡应麟在《诗     

论倪瓒题画诗的冲淡之美

倪瓒题画诗具有冲淡之美,这种冲淡之美在他的题画诗里表现在诗人对“无我之境”的塑造,诗人对自身宁静的心灵、闲适的心态的描摹和诗歌意象的选择上。形成这种冲淡之美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以及受佛教、道家文化的影响;二是社会文化心理与文人心态对诗人创作所起的作用。     

论绍圣以来元祐党人的心态特征

绍圣以来 ,元党人的心态既不同于庆历、嘉 ,也与熙丰、元之时相异。由于文人性情的差异 ,及其对政治恐惧和生命忧虑的处理方式不同 ,他们各具特征的心态可分三类型 :悲苦不振 ,超然物外和颓然自废     

风斜兼雨重 意出笔墨外——论黄庭坚的题画诗

题画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源远流长。它滥觞于六朝,成熟于唐代,大盛于宋、元。在有宋一代,苏轼与黄庭坚的题画诗数量最多(苏轼有题画诗一百二十余首,黄庭坚有题画诗八十余首),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他们都是中国古代题画诗的大家,是题画诗创作的有力推动者。黄庭坚的题画诗继承并发展了杜甫题画诗的思想精神与艺术手法,又有着他自己的鲜明的艺术个性。研究他的题画诗,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山谷诗歌的思想特色与艺术特色、他的美学观,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题画诗的发展,于中国的     

两宋文人主体精神之比较

两宋政治斗争对文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般说来 ,北宋文人以旷达之心应对伴随党争而来的打击挫折 ,表现出超然物外的理性精神和洒脱豁达的胸襟 ;南宋文人处在民族矛盾尖锐之时 ,他们执着于恢复之志 ,以其特有的坚毅执着 ,呈现为入而不返、愤激热烈的精神。     

苏轼、黄庭坚唱和题画诗比较研究

题画诗唱和已成为一种风气普遍存在于苏几文人的交往之中.而黄庭坚作为苏门文人中唯一一位在诗歌造诣上与苏轼齐肩的人物,其与苏轼之间唱和的题画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逊色于二苏之间唱和的是画诗.笔者就此展开深入的探讨,系统地整理苏黄二人互相唱和的题画诗,并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     

论公安派前期文人心理与人生态度

联系公安派文人的作品,采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了公安派文人对待功名和仕途的态度,认为在公安派文人放纵性情和追求自适的背后,还掩藏着功名未得的苦闷、对党争的恐惧和对仕途表现出了一种矛盾和失望的心绪.公安派文人这种心理和处世态度,反映了生于晚明混乱政局中的士人的生存处境,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中国题画诗类型新解——以中国现代画家诗人诗作为例

“诗画一律”是中国独特的艺术传统,这一艺术融合的最终形成是“诗向画的靠拢”与“画向诗的靠拢”双向运行的结果,题画诗是对“诗画一律”艺术观念的实践。通过列举中国现代画家创作的题画诗,证明中国题画诗从诗画关系上可分为三类：诗意大于画意、诗意等于画意、诗意小于画意。通过对中国画家题画诗新的类型分析,既能理解画家在创作题画诗时的“文本间性”,又能认识均衡艺术修养的重要性。     

论清初南北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的差异及成因

清初大多数贰臣文人无论是诗文中,还是政治活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愧疚自赎心态。南北贰臣文人的这种心态在呈现方式上或显或隐,有较大差异;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两者文人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苏轼对杜甫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诗学是杜甫诗学的延伸和发展。杜甫诗学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杜甫创造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又将它积极地付诸实践。从创作上看,杜甫的诗歌涵盖了宽广的门类,而其根本原因是唐代生活的丰富性。唐帝国的世界中心地位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宽广的视域和众多的创作题材。苏轼是生活在杜甫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中国诗人。苏轼在继承杜甫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理论,其显著特点是与文章学理论紧密相连。宋代文化高度发达,当时中国享有东方文艺复兴的盛誉。在此大背景之下,苏轼诗歌所涵盖的门类更为宽广,以至于到了诗歌题材寻常化的地步。在西方大诗人中,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与杜甫和苏轼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诗歌寻常化的动力因,即苏轼宗教观的巨大包容性。     

论苏轼山水词

苏轼山水词的数量,超过了他之前的宋代山水词的总和。他的山水词词体形式主要是令词,也有中长调,皆运用自如,推进了潘阆、柳永等人之后词写山水景物的发展,使词咏山水情怀、刻画山水景物的功能大范围启动,并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苏轼山水词以旷逸为最大特色。     

宋代两首悼亡词的文化意蕴比较——苏轼《江城子》与贺铸《鹧鸪天》探微

苏轼的《江城子》和贺铸的《鹧鸪天》两首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被誉为"词坛悼亡双绝"。它们在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方面都结合得天衣无缝,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宋代诸多文士以戏谑的文笔乐此不疲地描述怨妇、弃妇和青楼女子时,作者却饱含深情、细腻地追忆了他们过往家庭的温馨生活场景,深情地表达了他们不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对亡妻浓浓的相思情愫。可以说这两首词体现了人性的深度,是最具有悲剧情怀的悼亡词。     

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诂与考订 ,诗注与诗评结合 ,针对性强 ,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 ,侧重于艺术分析 ,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 ,清人论评苏诗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较之前人有较大的发展 ,尤其是对苏轼在用典、和陶诗、以文为诗及其诗史地位的评价颇有精妙之论。形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在于 :首先 ,清人标举、学习宋诗 ,风气日渐浓厚 ;其次 ,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 ;再次 ,清代研究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 ,对苏轼其人其诗推崇有加。     

苏舜钦文学思想刍议

苏舜钦文学思想的出发点是“文必归于道义”,因而强调文学创作的功利性;体裁上他倡导古文歌诗;表现方法上他反对雕琢繁缛的文风;诗歌风格方面他主张“豪迈哀顿”、“宏放”、“劲峭”。他的创作主张和实践在冲决浮靡的西昆诗风和文风、为宋诗的发展开辟新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