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阖闾都城考——关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讨论

在苏州西部山区发现的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群和许多高规格春秋墓葬,印证了宋代方志所记“吴故都在馆娃宫侧”的传说,从而使春秋晚期吴国都城显露出本来的面目：西为吴国故都,东为新都吴大城,中部郭城之内则有姑苏台,东西绵延约20公里,显示出一方霸主的强盛国力。     

吴大城位置的文献疏理

从东汉文献的记载可知 ,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位于今日苏州城以西木渎一带。自唐始 ,有了吴大城即吴郡 (今苏州古城区 )之说 ,但许多唐诗所描述的吴大城遗址 ,仍同于东汉文献所记。宋及之后 ,“郡城说”已居主导地位 ,不过仔细读来 ,在宋代的文献中 ,仍可寻见“木渎说”之踪影。     

伍子胥所筑阖闾城究竟在哪里?

春秋吴王阖闾欲“兴霸成王”,于即位之初命伍子胥主持修筑了吴城,一名吴大城,后人又称阖闾城。关于其城所在,历代史志记载皆谓在今苏州城区,但传说又谓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侧。迄今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完满解决,各家意见不一。辨明伍子胥所筑阖闾城所在,不仅有助于吴文化研究的深入,更直接关系到今苏州建城的历史。众所周知,伍子胥所筑阖闾城乃春秋后期吴国都城。秦置会稽郡治吴县。《汉书·地理     

春秋吴都研究的若干问题

苏州是春秋后期吴国都城,迄今已有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198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苏州被列为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是近年来,有人对苏州曾为吴都的史实提出了异议;一种意见是,五十年代以来,在镇江丹徒大港地区陆续发现了“宜侯矢簋”等著名的青铜器。1984年8月,又发现阖闾二叔吴王余昧墓。大港附近,古为朱方     

从方志记载试探真山墓主

1992年11月浒墅关真山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大墓,《苏州日报》随即发表了《真山——吴王陵?》的特写专稿,这一特大新闻立刻引起人们的关注。真山墓主是谁?真山是否为吴国王陵区?一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苏州作为吴国都城并不始于太伯奔吴。《世本》称“诸樊徙吴”,而汉代《吴越春秋》及以后的史志都说是阖闾使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营筑新城,奠定了今天苏州城的基础。由于迄今为止已发现的     

春秋时期阖闾都城之宫城考

数年前曾写《春秋时期姑苏城营建制度初探》,为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而作,今再补阖闾时宫城考,以补前文,以正前舛。(一) 文献记载,春秋时代吴王阖闾在苏州始建都于周敬王六年,即阖闾元年(公元514),至今已有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此结论已为学术界公认。根据《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吴地记》、《吴郡志》等云:春秋时代的阖闾城有郭城、大城和小城,其城郭结构和规模基本是依据西周时代营建制度中的王城规划制度而建筑的,是以《周礼·考工记》中的营     

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

今日苏州城以西木渎一带 ,有许多古代遗留下来的长条形土岗及方形或长方形台地。经考古调查、发掘和采集口碑资料 ,初步可知这一带即为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的遗址。长条形土岗是小城城墙、大城城墙及城郭墙的遗址 ;方形或长方形台基是宫殿及其它房屋的遗址 ;城墙遗址内外还分别有城河、护城河的遗址。     

木渎

木渎镇位于苏州古城西部，西邻太湖，是江南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有“吴中第一镇”之美称。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取悦美女西施，在灵岩山顶建馆娃宫，筑姑苏台，运输建造用的木材堵塞了河口，留下了“积木塞渎”的传说。木渎是太湖门户，是沟通苏州的交通枢纽，与苏州城同龄，迄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乾隆的宫廷画师徐扬绘有一幅写实性长卷《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芳繁华图》，其中一半篇幅画了木渎，清代乾隆皇帝南巡六下江南，六次驻跸木渎，可见木渎当年的重要以及其商业的繁华程度。     

从苏州春秋晚期聚落形态看灵岩大城址

苏州西部山区分布着大量的春秋晚期遗址、遗迹,对新发现的灵岩春秋晚期大型城址的性质定位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运用聚落形态研究方法对灵岩大城址地理位置、周边古城址、古墓葬、古遗址进行分析,新发现的灵岩大城址应该就是春秋晚期吴国都城。     

苏州城的变迁与发展

一、概述苏州是江苏最古老的城市,它的历史,比南京、扬州更为悠久。最初的苏州城,是春秋末期吴王阖闾的都戏,大约建于周敬王六年(即吴王阖闯元年,公元前514年)。据古文献记载:城周围有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南面长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长七里一百十二步三尺,北面长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长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有陆门八座(即娄、齐、葑、阊、胥、盘蛇匠、八门),两座有搂;水门八座,共有城门十二个。在大城内还筑有小城,小城周围十二里,城底阔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陆门三座,皆有楼;水门两座,一座有楼。当时建筑规模已相当宏大。     

吴国历史与扬州城市性质刍议

"邗城"的涵义与江岸无关,而与吴国人对刀剑的神秘崇拜有关,"邗"字乃吴国人特殊钟爱,吴王自称邗王。邗城是吴国在江北的桥头堡,是吴国向北发展的大本营。考古证明吴国的核心地区长期在镇江,直到吴国后期核心地区才东移。邗城在吴国政治军事格局中始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邗城营建历史比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早很多,关于扬州建城2 500年的结论有待推敲。     

论吴文化冶铸(下篇)——吴地历代冶金业的发展

秦汉以后,吴地冶金业持续发展。汉、六朝吴地的冶铜、铸铁及炼钢都十分发达,处全国领先地位,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从汉代起,丹阳郡的铜镜即著名,吴郡发展为铸镜中心。炒钢、灌钢和百炼钢的发明,都是中国冶金史上的重要创造。唐代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以后,吴地有色金属采矿的坑冶与产量更有了大幅度增长。润州排名为全国第三大冶州,青铜镜、金银器皿等精湛的金属铸作多被朝庭列为贡品。明清时期苏钢的生产盛极一时,吴地金、银、铜、铁的许多优秀传统工艺品制作技术流传至今,并被发扬光大。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关于苏州市加强文化建设的调查

苏州具有 2 5 0 0多年的历史 ,吴地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为苏州文化强市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苏州市坚持从实际出发 ,构建文化建设的新格局 ,努力把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成为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强市。     

孙吴社会保障措施探析

三国孙吴政权秉承两汉社会保障措施,以政府行为为主,主要包括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方面。这些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孙吴统治区域内的稳定,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孙皓时期的统治,破坏了孙权统治以来吴国实行的社会保障措施,加速了吴国的灭亡。     

伍子胥散论

伍子胥是吴国的忠臣,他从长远考虑,竭力主张灭越,但他的意见未被夫差采纳,反而被夫差杀害。后来吴国遭到越国的偷袭,夫差这才意识到自己错杀了伍子胥,于是他为伍子胥立庙设祭,即是忏悔,又是安抚。吴人和越人都尊伍子胥为江海涛神,是怕屈死的伍子胥亡灵变成厉鬼作祟。伍子胥在筑吴国都城和伐楚战争方面是有功于吴国的,然而他是楚人,他为了报家仇而不惜引敌国之兵攻入祖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还惨无人道地鞭尸,实在不值得后人称道。     

苏州昆班考

明清以来 ,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明代万历年间 ,苏州“上三班”以申时行家班最为出色。清代康熙年间 ,苏州的昆班多达千数。乾隆时 ,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立梨园总局 ,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行会组织。晚清以来 ,姑苏四大昆班活跃在江南城乡的舞台上 ,其中全福班在道光七年和光绪二年曾两次远征山西演出。而 192 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成立 ,则使昆剧人才传承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得以培养出各地昆曲剧团的大批新人 ,继承发扬 ,昆史流芳 !     

大遗址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分异探讨——汉长安城案例

大遗址可界定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大面积文化遗存。文章分析了国内机构对大遗址研究的特点,并专门剖析了对汉长安城的研究特点,因而形成新的视角:如何合理进行大遗址的价值分析以及如何在大遗址的价值分析基础上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大遗址价值(V)分解为文化价值(C)与经济价值(E)两部分,即V=f(C,E)=C+E。以汉长安城为实例,其研究框架为:重新认识汉长安城大遗址的文化价值与计算其经济价值,最后初步提出其遗产保护措施,以期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大遗址研究需要国际视野:首先要紧密加强国内研究机构的合作。第二,采取既“请进来”也“走出去”的双重战略。第三,充分抓住ICOMOS第十五次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机遇,让中国的大遗址研究走向世界。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 ,文、景时期 ,积极进取 ,逼黄老思想退位 ;武、昭、宣时期 ,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 ,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 ;元、成、哀、平时期 ,成为治国主导思想 ;进入东汉以后 ,又让位于《孝经》 ,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 ,文、景、武、昭、宣时期 ,《鲁诗》学盛行 ;元、成、哀、平时期 ,《齐诗》学超乎其上 ;东汉《毛诗》学兴盛 ,《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 ,与政治关系的远近 ,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