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焯批校《梦窗词》研究

1899至1911年间,郑文焯数次批校《梦窗词》,以词话的形式评鉴艺术风格、审定声律、疏证典故与词意、校勘词作异文,显示出他重声律、以宋校宋、把批评的艺术灵感和校勘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校勘特色。他注重总结词籍校勘理论,其校勘成果和方法得到朱祖谋的借鉴,促进了《梦窗词》定本的形成和清末词籍校勘学的兴盛。他对梦窗词深于寄托、严于声律、空灵在骨的重新评价,也推动了清未词坛的学吴风气。     

《草堂诗余》与明代词学的复苏

《草堂诗余》是南宋坊间编纂的一部便歌协律的词选,对明代词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明代前期,词学衰微,《草堂诗余》在长时间内不被关注,甚至备受冷落;明代中期,人们对词的创作产生兴趣,但词乐失传,词谱无踪,词学家视《草堂诗余》为词体创作的依据,或据其编纂词谱,或模仿其词进行创作,或评点取舍其词编纂词选。伴随着词学家对《草堂诗余》的多方面研究,明代词学迅速走向复苏。     

浙西称派与"拟补题唱和"

对于《词综》的编撰、《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拟补题唱和的发生与浙西称派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本文认为,康熙十二年,朱彝尊舍馆京师宣武门编辑《词综》是浙派形成的重要起点,康熙十七年,《词综》的编撰竣工标志着浙派正式形成。《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成书是在编撰《词综》的影响下发生的,只是浙派部分成员作品的结集,成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既无尊体意识、也未提出词学主张,不具备一部词选的功能,不能作为浙派树帜的标志。《乐府补题》集中体现了浙派醇雅的词学追求,拟补题唱和正是在浙派词学追求影响下发生的,主要是词学内部因素运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拟补题唱和与浙派后期脱离现实的咏物词风等同起来,也不能一般性地将拟补题唱和看作是浙派形成的标志。     

郑文焯词律研究成就及其词学史意义

郑文焯于词律研究成就颇为突出。他于词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打破乐律与文字格律之间的隔阂,通过"校议结合"融通了词律批评与词调声情、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郑氏对律校法的承扬,使"入声字例"成为一种有效且成熟的词籍校勘方法。郑氏还校勘了《词源》,校正了词乐乐调的住字,于词乐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     

《全唐五代词》编纂与词学理论

本文结合《全唐五代词》的编纂工作就相关的两个词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着重阐释。其一是通过对词的名称的考察，系统揭示了词的内涵和本质的多面性、复杂性、流变性特征；其二是就词的起源与形成过程重新进行了界定，主要抓住“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两个关键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论述。最后，还就该编所做“增补”、“探源”、“考辨”、“甄别”等四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和说明。     

民国新编郡邑词征及其词学批评价值

中国古代的词学流派多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编纂郡邑词征是词学流派扩大影响力、建构地方词学传统的重要方式。民国时期社会变动剧烈、传统文学观念备受冲击,当时新编出版的郡邑词征多是传统文人为保存文化而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晶。民国郡邑词征从展示地方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及其对地域词创作产生的积极影响,广泛搜求地方词学资源以丰富地方词史的发展脉络,继承并发扬传统词学主张,反驳前人对当地词学的偏见并挖掘新生质素等方式为地方词学争取社会关注和认同。民国郡邑词征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源,其中呈现出的编纂经验和词学批评方式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身处异代成相知尽在悠悠故国情——从朱彝尊对周密《绝妙好词》的接受说起

《词综》是浙西词派的理论代表。《词综》和《绝妙好词》在宗派意识和对“雅”词的崇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这表明，朱彝尊在编选《词综》时曾自觉接受周密《绝妙好词》的影响。其深层原因在于，浙西词宗朱彝尊和周密有相似的遗民情怀。     

论况周颐《粤西词见》

况周颐的《粤西词见》是广西历史上第一部词作总集,其编纂的动机除保存粤西词作文献之外,还有借编撰以度无聊生涯之意。在存词、选词、评词、注词等方面有其特殊的价值,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作为一部重要的词学文献著作,其草创之功不可抹灭。     

词籍辑佚的范型确立：赵万里校辑词籍探论

清季民初,词籍辑佚迅速兴起。针对前人辑佚词作来源少、真伪混杂、不注佚词出处、不辨版本源流的不足与弊端,赵万里将清儒考据学的优秀经验施之于词籍辑佚。他甄选古本、善本为辑佚底本,明辨辑佚来源“不注撰人”之体例,并且利用校勘、辨伪阙疑存真,制定了严谨的辑集体例,确立了“客观”的词籍辑佚范型,对之后的词籍辑佚及词籍整理产生了深刻影响。而精于流略之学、反思清儒辑佚得失、坚守阙疑求真的精神以及得天独厚的观书条件是赵万里词籍辑佚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四库全书总目》词集提要考辨 ——以《梦窗词提要》为例

通过对《梦窗词提要》的得失辨正，发现《四库全书总目》词集提要的编纂思想自成体系，涵容了汉学考证与宋学思辨之长，即以汉学实证方法考评词集版本与作家身世，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统观词人的交游网络与人格气节，以历史观念来观照词集的艺术价值与词史定位。在考量词人的人品与文品时，《总目》词集提要秉持“未以其人掩其文”的价值尺度，表现出超迈时代的开明通达的批评立场。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一书作为词史型选本,它不仅完整地勾勒了唐宋词史的发展轮廓,而且明确提出并完善了唐宋词体派,体现了融通、宏大的文学史观与发展的学术眼光,并将滑稽派作为唐宋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派进行了认定,为词选史上确立了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的论词与选词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为选词底本,在力图保存底本基本面貌的基础上,通过例言即《蒿庵论词》整合选词与论词,在结构上起到关联和互补的作用;并阐发甄录本色的编选宗旨,以序次的调整和类组比较的方式勾勒出宋代词史的脉络,成为近代选本批评观念转变的重要标志。     

论花间“别调”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花间词内容题材丰富,其中一部分词作突破了温庭筠为代表的艳体词“代言”的藩篱,将传统诗歌的白描手法成功地运用到词体中,即事抒怀、触情兴发,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这部分词作虽非花间词主流,但却开拓了词的题材范围,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宋代苏轼高举“以诗为词”大旗,进行词体革命提供了远程支援,从这个意义上,花间“别调”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作“以诗为词”的真正源头。     

清代词学理论与词创作的关系探析——以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为例

清代词创作与词学理论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又以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最具有代表性。三位词派领袖,创作各有成就,理论各有建树,体现出创作先行、理论自觉、双向互动、繁荣词派的共同特点。     

尊体·词史·词学——从“词史”观念的产生看词学理论的发展

词这种文学样式,起源于民间,唐五代时文人参与创作,极盛于宋,但却一直为人所轻视,文学地位不高。从某种角度来说,词的发展始终是一条正名、尊体的道路。“词史”观念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尊体”观念的成熟。体现了词学理论的不断发展。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

选本之盛是清代词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上的词选大致有三种:宋人所选唐宋词选、新编历代词选、当代词选。清人对各种词选之于词坛创作风气的作用高度重视,将词选作为词学批评的工具和词学理论的载体。在清代词史上,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相应的词选有关。词选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形态,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草窗词词调声情探微

周密是宋季著名词人之一。在其留存的一百余首词作中,词调丰富,声情繁茂,创作技艺高超。通过草窗词作的具体分析更能进一步掌握词调与声情之间的关系,并可窥见晚宋词坛的创作走向及风气。     

黄裳词学观及其词的创作特色

北宋词人黄裳认为,诗词同源,词也是诗,都应遵循儒家诗教所规定的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肯定柳永词反映太平盛世的写实意义。黄氏所存词取材涉及咏物、写景、闲适、节序、咏怀等十类,但无艳情、闺情作品。由于黄氏虽尊奉儒教,又兼好老、释,故其词风清雅、坚劲。在北宋中后期,黄裳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词论家和词作者。     

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简论清代论词诗词的价值

清代一些批评家以诗或词的形式表达词学思想或进行词学批评,一些著名的论词诗和论词词成为词论家的代表性的词论文献,成为词学理论的载体,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浙西词派的厉鹗、常州词派的宋翔凤均有《论词绝句》,晚清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也写有论词诗词,有些表达了对词体特征、词史发展、词坛利弊的看法,有些评议了历代词人、词作风格特点、渊源、影响等问题,颇具理论色彩。这些论词诗词是他们词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