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文化传承司职与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者--叙事者的选择与叙事中作者主体话语权的追求

苗族人有语言无文字的现实导致了苗文化的传承只能依靠苗族文化司职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这决定 了苗族文化司职在史诗叙事中的话语权力。而苗裔作家沈从文则以同样自由的心灵在进行小说创作,他选择了不 掩饰的叙事人和隐身叙事人进行叙事,努力争取作者在叙事活动中的地位,实现作者在叙事中的主体话语权。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苗族生命伦理观与沈从文的侠义叙事

沈从文侠义叙事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湘西苗文化是沈从文的文化自觉,对其文学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苗族生命伦理观念决定了作品中侠客义士的血性冲动,在行侠仗义的价值追求和理性原则上与中国传统侠文化不太一致;面对危机中的大中华民族和苦难中苗族的民族立场选择,决定了侠义叙事中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从个人叙事到民族叙事——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

地域色彩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特征,他对湘西世界的创造,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而且使其成为湘西地方民族叙事的代言人。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经历了个人叙事和民族叙事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认同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在摆脱早期个人叙事圈子的同时也把个体敏锐的感性认识与湘西地方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湘西民族叙事。     

传承与传播中的民族记忆问题——以洛阳平乐正骨传说故事为例

记忆是认同与传播的基础。通过民间传说故事即民间社会语言，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与文化精神，强化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是民间社会各个行业中存在的十分普遍的现象，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规律。洛阳平乐正骨民间传说故事可以分为神奇人物传授起源、救世传奇和医术精湛传奇三类。其通过传播，增强记忆，广泛而持久地塑造、维护着洛阳平乐正骨的文化形象，特别是在强化其精神形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平乐正骨从地方走向全国，是国家权利话语与民间社会权利话语相结合的结果。这一过程的转变在民间文学的叙事方式中表现为不同的故事类型与文化类型。这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民间故事传承传播研究中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非理性化

苗文化重表象轻逻辑、重情感轻理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其文化传承的非理性化.苗裔作家沈从文以同样自由的心灵进行小说创作,这种主观随意性导致了他小说叙事中结构布局的散漫和叙事内容的散漫化,而这一切就小说叙事来看,也应该是一种非理性化的表现.     

试论汪曾祺小说创作较之沈从文的缺失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高徒汪曾祺,其小说创作传承了沈从文小说的诸多风范,并在传承中有所创新与突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从沈从文的视角,探究汪曾祺小说创作在小说结构体式、社会批判力、小说语言等方面存在的缺失,深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认识.     

文坛交互与自我重塑:对沈从文20世纪30—80年代自订选集的综合考察

20世纪30—80年代沈从文有多种自订小说选集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36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1957年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和1983年的《沈从文选集》。通过考察它们的选篇变化和文本异动可以发现,沈从文选校作品的活动往往是在与文坛对话中进行的,而最终的选定、改定的文本也彰显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重塑写作史、表达文艺理想的愿望。就《从文小说习作选》而言,沈从文改写了自己一度追求“实利”的写作动机,表现出对“乡下人”道德理想的追求;而《沈从文小说选集》则强化了革命话语对小说选篇和文本修改的干预,增加了大量表现底层民众苦难和革命斗争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新中国历史话语的认同;《沈从文选集》的编选既反映了作者在新时期获得重评的渴望,也受到文坛上诸如“丁沈失和”等人事龃龉的影响。     

论"新时期"初期作家启蒙认同困境

随着"写真实"话语蕴涵的调整和"人学"话语的浮现,"新时期"初期小说家初步确立了启蒙者身份,在创作中接通和张扬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主题.但其对"人学话语"的艺术表现,无法超脱于以"人民话语"为关键词的"新时期"想像,无法绕过既是其展开叙事的"前史"同时又在"新时期"发挥现实功能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时期"初期小说的自我认同是个体启蒙认同和人民认同之间的辩证统一.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沈从文本土文化阐释视域的人类学分析

沈从文上海创作时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针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堕落和汉儒家理性文化的机械、板滞，对包括苗、瑶、土家、侗等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来展示湘西异样的生活世界，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面向边远之地，聆听异域之音，寻找文化他者，以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想资源，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所存在的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积极应答。     

论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二

"重造"思想是沈从文的核心思想之一,它由多个思想成员集合而成,在思想策略、思想性质与内部关系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策略特征在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从强调个体独立自由思想的立场出发,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话语.在沈从文的"重造"思想成员之间或某一成员内部存在着一种张力结构.     

论沈从文作品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

本文从沈从文作品的叙事语言入手,分析其作品口语句式、短语、排比句、重叠词、拟声词和方言词汇的形态,试图认定沈从文作品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及基本构成,界定其自传性质、地域特色、传奇色彩和民俗内涵的特征。     

论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生命形式

在沈从文的艺术世界中,湘西生命形式与都市生命形式构成对照与互见的关系,但在整体上往湘西生命形式偏移,这种整体性偏移固然显示出沈从文一定程度上的湘西地方主义立场与乡下人的观察视角与眼光,但更为重要的是传达出他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他独特的创作追求。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全部创作,就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从中可以发现其创作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论沈从文的生命价值观

沈从文的生命价值观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追求"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境界,主要指向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和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代表沈从文"皈依自然"的生命理想;其二,坚守"生命庄严"的精神向度,主要指向"生命神性"的超验层面,代表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的生命理想;其三,反对背离生命本质的"阴性人格",主要指向生命的阴暗层面,代表沈从文根除国民劣根性的生命理想。三者综合而成一个整体,构成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价值观,从中显示出其主体独特性,深刻地影响到其创作的各个方面。     

论沈从文文化审美品格的空间包容性及其生成

从沈从文作品乡村文化世界中表现出的种种生命形态、人性美和人性美的重建、乡村文化世界的生成三个方面 ,探讨了沈从文作品文化审美品格空间的巨大包容性 ,及其生成的乌托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