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皇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朝统治,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超凡魅力型政治权威的本质。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首先,正确处理了领袖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带头实行了退休制度。其次,强调民主权威和法治权威,坚决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权威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建立了政治权威的法治基础。第三,加强中央权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中央权威,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试论曾国藩对于湘军的道德权威

曾国藩作为湘军集团的中枢,一直保持着控制和影响湘军集团的道德权威。这种道德权威与封建宗法性相联结,渗透于湘军幕府的主从关系,决定了湘军的政治走向,为研究曾国藩对于湘军集团的影响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     

法律和道德双重权威论——"法治"和"德治"思想对法官审判的启示

从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法律权威说”和中国古代的“道德权威说”入手 ,提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 ,需要树立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权威。同时对双重权威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政治保障等基础理论作了阐述 ,提出了法律和道德双重权威的实现机制。     

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历史反思

自汉代以降,儒家“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逐渐演化成为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措施或施政行为。纵观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施政历史,不难发现,以“孝”施政在巩固封建皇权、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统治秩序的同时,也给封建社会带来了政治上或道德上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现象。这些涉及朝廷人事铨选、司法刑律、官德伦理以及孝教训民方面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产生,表明封建国家“孝治天下”施政原则有其严重的政治弊端与道德缺陷。     

对道德权威的再认识

道德万能论与道德无用论代表两种对传统道德权威不同的审视结果。由于政治权威对道德领域的渗透 ,道德权威变质为一种权威道德。政治权威树立道德权威的过程 ,抹杀了个人的理性精神。现时代道德权威的全面缺失 ,呼唤树立一种新道德权威。这种道德权威应从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底线出发 ,注重培养人的自由观念、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 ,并遵循人道原则、公平原则和进取原则     

1913年至1914年间的"道德救亡"思想解析

1913年至1914年间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道德救亡”思想是在民国初年特定的背景中出现的,其主要手段与方法为:实行政治革命,注重社会革命,推进国民道德重建;倡导正义;建立道德权威;改造道德信条,反省自爱,以私德促公德等。客观而言,“道德救亡”思想既是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又是对新价值的追求,是从旧价值解体到新价值建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方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道德救亡”思想不能成为制裁社会堕落的克星,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孙中山与"以党治国"

“以党治国” ,它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 ,为解决迷失已久的社会政治权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在孙中山的努力下 ,“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使国民党迅速成为中国社会新的政治权威     

"重农"与"困农"——评魁奈对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认识

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的重农思想与中国封建国家“重农”思想与政策在理论出发点、思想内容、目的导向以及实行效果上都有很大区别。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思想与政策束缚并限制了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专制国家的政治统治术,是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来维护政治国家的稳定。而魁奈的“重农”思想,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图式及其作用机理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探询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价值体系。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以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为合法性资源,儒家建构一个精巧的政治秩序样式,并对其作用机理作出了精致的安排。在结构安排上,坚持以“三纲八目、内圣外王”为总纲,以“己—家—君（国）”为秩序载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在作用机理上,主张“天理—礼法—人情”、“天—君—民”的三角互动和“天—君—臣—民”、“己—家—国”的双向互动。     

谈农民皇权主义产生的根源

农民的皇权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是农民本身的问题,它的根源主要应当到农民身上去找。”我认为这一命题并不完备。农民有接受皇权主义的土壤,但农民本身并不会产生皇权主义。农民的皇权主义是地主阶级皇权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皇权主义”属于地主阶级观念形态,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经济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而农民阶级的阶级本质和观念形态则主要表现为平均主义、平等思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三国演义》艺术剪裁的“黄金分割”因素及其根源

《三国演义》中描述诸葛亮和刘蜀集团的文字约占六成 ,而描述曹魏、孙吴和其他集团的文字仅占四成。这种艺术剪裁的“六四开”其实暗含着“黄金分割”法则 ,表现为选材的非对等性。这种非对等性的根源 ,一是作家“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二是人物形象塑造所反映出的美感取向     

全公主与孙吴政权

全公主乃吴主孙权的长公主,重臣全琮之妻。由于特殊的身分及善于运用政治权术,其在“二宫构争”和孙亮继位等孙吴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了政局的走向。孙吴政权随着她的势力的兴盛而矛盾蜂起;随着她的势力没落而趋向灭亡。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