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

在"尊韩"与"非韩"的话语交锋中,苏洵站到"尊韩"阵营一方,将韩愈视作孔孟之"道"的传承者,并在多篇干谒文中借重韩愈的政治名声向执政者表白自己的政治才能。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艺术成就认识深刻,认为韩愈文章不拘一格、体大精深,但更让苏洵追慕不已的是韩愈文章明先王之道、有用于世的经世特征。苏洵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念是在研读韩愈等人的文章中锤炼出来的,并且苏洵还指导苏轼兄弟学习韩愈的文章。苏洵接受韩愈在道统中建构起来的"道"的内容,但对待异端思想的态度比韩愈宽容。苏洵以"贵真务诚"的思想主张冲击韩愈儒道观的片面立场。在欧阳修掀起的"批柳"思潮中,苏洵对柳宗元的态度由批评其操守转向了同情其遭遇。     

纵横术与唐人干谒之风——从李白《与韩荆州书》说起

通过阅读唐人著作可知,滥觞于战国时期的纵横之术,在唐代亦成为一种时之常态, 并为伺侯于权贵之门, 奔走于名利之途的士子们广泛运用于当时的干谒活动之中。     

"纵横"流为谋士说

纵横家流变于后世 ,主要派分为谋士、文士、侠士三支。流为谋士的一支 ,着重发挥了纵横之术 ,以游说权谋辅佐君王 ,活跃于政坛 ,建功立业 ,名垂青史。“纵横”为乱世之学 ,故每逢季世 ,天下大乱 ,便是长于“纵横”的谋士们崭露头角之时。自秦汉之际以来 ,张良、陈平、诸葛亮、魏徵等人 ,堪称其中的佼佼者     

苏洵与王安石思想异同论

苏洵与王安石是同时代人 ,但二人关系并不密切 ,没有相互交往的记录 ,也谈不上有何个人恩怨。为了攻击王安石 ,有人刻意制造苏王矛盾 ,并大谈其思想冲突。本文旨在说明二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张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 ,并无根本冲突。     

苏洵历史哲学思想刍议

苏洵的历史哲学思想是丰富的,既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又有对影响历史进程缘由的思考,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历史认知。要之,其历史哲学思想体系以＂权变＂为核心,以＂利权智术＂的运用为要件,以辩证思维为构架,显示出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同时也饱含着对人类自然情感崇尚与体认的人文情怀。     

苏洵与欧阳修的文章之交及其对当时文风的影响

苏洵与欧阳修以文缔史,过去通常认为其目的与作用在于为苏轼兄弟应考作镝垫和在京城立足作宣传.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考察,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影响与意义要广泛深刻得多:欧、苏二人在北宋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在"文""道"、"人""道"关系上有着不尽相同的观念,但这不仅没有影响到彼此的交往和友情,而且对古文运动的最终完成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论苏洵苏轼父子的用人思想

苏洵苏轼父子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很有见地的政治家,尤其是苏轼,曾被皇室认为是宰相之材.他们的政治见解表现在具体的用人思想上,不仅对当时社会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对我们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苏洵的“长议论”与“好权术”

苏洵是一位以主要精力从事议论文写作、并以议论见长的散文大家。就议论文在其集中所占的比例而言,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是首届一指的。苏洵的议论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语言古劲简切,风格纵横恣肆、气势雄放。同时,苏洵也以研究权术著称,其“长议论”是与“好权术”相互联系的。     

苏洵奇崛幽峭的古文风格

苏洵文风,不仅体现出纵横驰骤的奔放,也体现出奇崛幽峭的深峻。这种奇崛幽峭的特征既表现在文章内在的思想内涵上,又表现在文章外在的语言形式上。在文章创作上追求博采众长而又独树一帜的苏洵,不仅为文苦心经营,思致深刻,而且讲求风骨,笔力遒劲,语言上也追求新奇警策,不落凡俗,从而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古文艺术风貌。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苏轼的 “物我平等” 思想与诗艺

不同于一般所主张的物我合一、 物我交融,苏轼在老庄、 玄学、 佛学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物我平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万物的多样性组成的,人也是与他物平等的万物之一.物我都是无须任何外在根据的自身的存在,同时也通过彼此彰显自身的存在;物我之间"合"而"有间",任何一方都既不能全部倾其所有也不能不交出部分所有去与另一方建立联系.这意味着物我之间不能以一次性完全重合的形式达到直接的认识和交流,而只能是无限次的部分重叠,并且即便在物我平等的理念中,"我"也很难完全将物的一切都无误明晰地表达出来.正因为此,诗歌、绘画等美学活动凸显出以隐喻、象征、情境创造等手段迂回接近事物、打开物我之间无限空间及变化多样性的特点.也是在这种物我平等的思想作用下,苏轼还对人一直以来将自身置于他物之上、化约他物的行为展开反思和批判,认为艺术家形槁心灰的脆弱恰也就是其力量所在.     

鲁迅与楚辞

鲁迅立足现实,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对楚辞进行了广泛的借鉴与运用,进一步将楚辞中展现的"凭心而言"、"发愤抒情"的创作思想赋予"现代"气息,触及楚辞灵魂的同时也意识到古代知识分子不可逾越的时代局限。     

从"沉默鲁迅"(1909-1917)的日记和汉画收藏看鲁迅反击生命虚无、实施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本文以“沉默鲁迅”(1912—1917)的相关日记和汉代画像收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沉默鲁迅”反击自我生命虚无、走向生命自救的巨大可能性。指出在“沉默鲁迅”的日记中闪烁着“沉默鲁迅”内心难以割舍而又暂时处在“沉埋”状态的人间关爱情怀和自我生命向往。而令鲁迅痴迷的汉代画像收藏则在不经意之中展现出“沉默鲁迅”内心依然猛烈、激昂的生命创造意志。     

"当代性"与鲁迅研究20年

鲁迅的创作指向具有深刻且多义、现实又超前的特点,为后人的"当代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生动的广袤空间。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突出成果,几乎都是以"当代"社会中的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作为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内在驱动力的,也正是在它的支持下,才将"人"、"人性"、"反封建思想革命"、"历史的'中间物'"、"主体意识"、"生命哲学"、"改造国民性"、"文化守夜人"等观念和关键词,置于鲁迅研究的中心位置上。鲁迅事实上业已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的精神源头和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力量。但这决不是杜撰式的影射和应景研究,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性的基础上的。     

《桃花源记并诗》的“志怪”笔法与“田园”意象

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既有真实而浓郁的田园风情,又弥漫着一种虚无飘渺的神怪色彩,既有志怪故事的叙事特征,又有文人诗的补充和点缀,作为六朝文人志怪书的集大成之作与其他田园诗相映生辉,诠释着诗人＂任真＂、＂自然＂的生活现实和生命境界。     

政治秩序变动与区域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改土归流前后湘西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考察

自宋元至明清,随着土司统治的确立及改土归流的实施,湘西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剧烈变化,并对该区域的社会生活变迁产生了多方面深刻的历史影响。改土归流是湘西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由分散割据的土司统治转化为封建王朝统一的国家统治,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主体、社会生活内容及质量、社会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区域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主体性、结构性、社会性明显改善。改土归流对湘西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影响,折射了区域政治秩序变动与社会生活变迁的互动关系,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蕴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