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文语言的文学价值

公文语言的文学价值,是通过语言的逻辑性和形象性来实现。公文语言的逻辑性,表现在事理的环环相扣,达到准确、精练之目的;公文语言的形象性,则引起浅表的审美快感,使读者尽快入围。     

简论古代公文及其写作特色

“公文”,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记叙和传递、保存管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国古代公文,既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古代公文中包括了大量知识,诸如天文、地理、职官、科举、宗法、宫室、什物、丧葬,以     

中国文人、文学与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家皆参与了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观念及文化心理的塑造,使之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取向,而使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试论史传文学对朝鲜古代文人小说的影响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两国就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文学方面亦是如此。在两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中国汉文学对朝鲜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史传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朝鲜古代文人或模仿其体例,或化用其典故,或吸纳其题材,或因袭其文学审美,衍生出了一部部优秀的文人小说。     

试论南朝文学与政治、教化的关系

针对目前南朝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政治、政教的关系问题．采用文学的社会伦理学方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萧梁开始的诗文取士、统治者对文学的喜好以及政坛和文坛的紧密关系，南朝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人的政治工具。南朝文学又通过其蕴载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不自觉地为统治者服务，充当了潜在的教化工具。     

《谏逐客书》对公文写作的借鉴意义

先秦李斯的《谏逐客书》是我国古代公文的名篇 ,这一古代公文名篇之所以能打动秦王收回成命是因全文鲜明、集中地贯穿全文的显旨艺术 ,选材艺术和语言艺术 ,李斯的实践告诉我们 ,公文写作者不但要具备相当的写作能力 ,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 ,才能更好地发挥公文的作用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论宋代公文的说理性特征

宋朝文书传递制度的变化、优渥文人的政策以及宋人的政治热情,加之古文运动对文风的矫枉过正,使得北宋公文呈现强烈的说理议论色彩,具体显现在引经、举史、录事等方面。过于偏重说理议论的文风,背离了公文写作的本质,对公文效力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文运动的成就。     

文人诗词的价值解构与儒家人本思想

古代诗歌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结构中一直以亚文化的方式执行其伦理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古典文人诗词从社会审美的层面反映了以儒家人本思想为主流的文化建构的源流。文人诗词借助美神意识和酒神精神，表现了审美理想与人性价值在政治媚俗中的纠缠与迷离，这虽然代表了类似民粹主义的人本价值取向，但并不具备反主流规范的内在要求。中国文人文学的功能始终趋向伦理秩序的整合，因而难以形成近代意义的文学精神。     

论古代公文

处理公务的文书叫做公文。这一类文章后来程式化了,就有所谓“公文程式”。程式化了的公文属“文书学”范围。但是公文又并非全部程式化了的,尤其在古代。古代的公文,常以深刻的思想,生动而准确的语言,记载着某一时期的历史脚步,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为了批判继承这份古代文化遗产,我们有必要进行探讨。一公文的发生很早,但做为一个含有新的概念的名词出现,大约已经在三国时候了。《三国志·魏志·赵俨传》中说:“公文下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论古代公文的政治审美特性

从文学艺术角度审视古代公文,可以看到作为历史文化原型之一的古代公文具有古朴的政治审美特性,诸如“文”与“道”的有机统一、人性化的“美刺”手段、对于生命情感的自由表达以及艺术与精神的完美结合,等等,这种近于本色的审美境界体现了人类精神追求的巨大张力和古人审美意识之觉醒,对于现代公文写作当有所启发。     

刘孝绰与梁代中期文学

刘孝绰作为昭明太子萧统东宫文学集团的首席学士 ,在梁代中期文坛有重要影响 ,这包括他所进行的“文质彬彬”文学理想的探索和文学总集编撰工作的实践对《文选》的启发。同时在他身上反映了士族文人与皇权政治的依附利用关系。但身显名贵的功利目的 ,是造成其文学思想的探索缺乏深入与贯彻 ,与创作实践形成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初政权运作与政府公文走向

元代的公文制度并没有随着元朝政权退出中原立即消失,而是在元、明鼎革之后,进入了明代朝廷的施政机构.事实上,元朝遗留下来的这种公文制度并不尽如人意.明人认为,这种制度不仅极大降低了朝廷的办事效率,还会产生奸利害政的后果.为了革除这些弊端,朱元璋着手对公文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重新建立公文书写规范.他要求公文书写要做到内容平实、语言浅显、格式统一、文风质朴、风格庄重.为了有效推行这套书写规范,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申明禁令、严惩违禁者、颁行范文、列公文写作入教学科目等.经过朝廷的强力推行,在永乐前后,公文一改元末遗风,步入了朱元璋制定的书写规范之中.政府公文作者是一个对政治变化反应极为敏感的文人群体,对于政治上的任何细微变化,他们都会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反映到政府公文文风的走向上来.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文风兴起之后要绵延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促成起这种文风兴起的动因已经完全消失,洪武、正德年间政府公文写作能够就范于朱元璋制定的书写标准,当得力于洪武时期的严厉整治.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中国古代悲秋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与西方在宗教安慰中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中国古代文人士子以建功立业达到对死亡的超越。悲秋文学以人生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苦难为核心,以忧惧生命短暂为外在形式表达了古代文人的生命观,反映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伦理价值观念对文人生命意识的深刻影响。     

平齐民的文学与文化成就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礼仪之邦,是历代文人向往之地,是古代文人青年时期漫游的目的地之一。然而在五世纪末,历史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这些文明人被强行迁往蛮荒之郡平城,称为平齐民。平齐民主要由清河崔氏、清河房氏、平原刘氏、渤海高氏等中原豪门大族组成;这是北魏拆散其军事坞壁势力,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策略。在北魏平城,原先高贵富庶的生活与这些平齐民无缘,他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平齐民的北迁,对于北魏文学与文化贡献巨大,加速了北魏的汉化过程,促使北魏文学复苏。     

古代公文政治功能探微

公文是一种很古老的文体,起源于人类社会活动。公文是国家权力的触须,只要它能到达的地方便是国家权力可控制的地方。皇帝通过公文控制政府,政府通过公文控制国家。公文有着强烈的政治特性。公文反映的是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在国家的日常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公文必然受一定的政治观点的指导,为一定的政治制度服务,从而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1〕     

公文写作的语言特色——兼谈如何提高公文写作水平

公文文风是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它是党风、政风的折射。公文文风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公文语言,公文语言具有严肃庄重、朴实无华、字词简洁恰当、数据精准无误、灵活性等特色,公文写作者应创新公文语言,摒弃老套古板,在公文写作的实践中提高公文写作水平,同时,好的文学修养对提升公文写作的语言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论文学的教育功用与价值

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三大功用,其核心的功用是教育。文学必须为国家管理服务,古代文人和革命领袖有过论述。这些论述揭示了文学与国家管理之间的关系。实现文学的最大价值,就是让文学作品始终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