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语言符号叙事——基于景区营销、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文本的比较研究

景区营销、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文本构成当下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叙事的三个重要方面。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对杭州西湖三种类型叙事语言符号的内容特征与意义关联进行分析,发现景区营销叙事文本的核心语言符号关乎帝王经典与当代建设,重点叙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历史形成与当代发展;文化传播叙事文本的核心语言符号关乎地方发现与国际推广,重点叙述了国际视野下杭州西湖文化的再发现;旅游体验叙事文本的核心语言符号关乎浪漫故事与诗意天堂,重点叙述了人间天堂的浪漫故事。杭州西湖景区营销文本应充分吸收文化传播文本中面向世界与未来的语言符号叙事,以及旅游体验文本中有关幻想与诗意的语言符号叙事。     

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叙事——简评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

语言是我们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恪守语言的工具性,是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自律性问题;突破语言牢笼,将语言置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即他律性,是诸如詹明信之类的文学/文化批评家的兴趣所在。语言并非中性的"零度写作",它无法脱离言者所处的社会上下文,并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因此,从语言内部批判到语言外部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语言本身的逻辑发展之必然,这也顺应了各种后学思想从语言到言语的转向。本文将从语言性、主体性、宏大叙事/微观叙事等层面简评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     

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叙事与文学

"历史"和"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现当代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概念上看,历史是虚构,历史是方法,历史是当下,历史是建构。从叙事过程上看,历史叙事是情节编织和符号系统。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看,历史与文学都是一种语言虚构,历史叙事对文学创作、文学效应对历史叙事具有双向的意义。     

试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

近年来,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借古喻今的同时不断追求"当代性"的审美品格,这种关乎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现实的问题立场和叙事方式引发了当代人的审美反思与接受。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主要体现为:在思想内容上影射社会现实问题,以当代价值观念为导向,满足当代受众审美诉求;在叙事艺术上以多视角、亦正亦娱的方式呈现,语言上既保留特定年代文风又贴近现代用语习惯;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从"二元对立"模式到多样性的转变,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潜在动力,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和美学精神。     

论新生代小说的狂欢化叙事

狂欢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生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受中国市场化社会形态影响的结果。新生代小说叙事的狂欢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和想象两个方面：在语言方面,新生代小说将诗性的先锋语言与口语化的新写实语言结合起来形成了轻快、飘逸的狂欢化语言,并表现了新生代作家们对历史的重新解说;在想象方面,新生代作家们反抗宏大叙事,以诗意的想象冲淡历史与现实的残酷性。但是,极端的狂欢化并不利于新生代小说的发展,狂欢也是需要限度的。     

话本小说的母题特征与类型及其交流性

母题概念具有如下特点:最小情节单元;传承性;历史筛选性。话本小说叙事的民间形态使其保存了大量的传统叙事母题,这些母题经过历史的流转和筛选而成为最具有中国传统叙事特色的文化因子。话本小说有着许多的母题类型,比如乔装母题、真假母题、友谊母题、救助母题等等。这些已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叙事的内核部分而在历代的叙事中不断的变异。话本小说母题的形成与长期的"说话"艺术的"说听"交流密不可分,其叙事功能表现为内在的交流性。     

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图像叙事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小说《特别响,非常近》因其大量插入图像而引发广泛的争议。然而,作为语言或文字外的另一叙事媒介,图像之于小说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小说中的图像呈现单幅图像叙事模式,亦表现出系列图像叙事模式,他们共同构成图像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图像与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图像与社会历史形成更大的互文关系。故图像叙事具有文字叙事无法比拟的审美效果及深度寓意,成为后“9·11”时代一种特定的基本语言与表述方式。     

新时期先锋作家的历史叙事及其语言哲学

“语言学转向”衍生的文本主义和叙述主义,曾对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产生过巨大冲击。文本主义强调文本的唯一性,主张以文本取代实存,这种认识为当代作家进行历史与文学的间性试验提供了理论基础;叙述主义强调叙述的优先性、对话性和解释性,也为其消弭故事的实在性、突出话语的主体性提供了思想便利。为了颠覆史源中心观、历史进步观等元叙事结构,先锋作家也采取了一些其他形式主义手段。当代历史题材创作领域的这些探索,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因而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质。对于这场文学试验,应该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方面要肯定其为历史文学带来的新气象,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绝对文本主义可能带来的虚无主义危险。     

新闻叙事：客观真实性与主观倾向性间的博弈

新闻叙事是叙述者对新近发生的事件重塑的产物,新闻叙事不是事件“脉脉的自我显示”,而是叙述者通过叙事话语对原事件的“指称”和“命名”。叙述中,新闻的客观真实性要求与语言的主观性倾向相冲突：在对所叙之事的选择上,一方面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事件的始末;另一方面,框限系列事件中的局部事件,以传达一定的价值理念。在叙述主体的介入上,新闻叙事一方面努力营造主体不在场的假象,另一方面,主体又以言者主语、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化的身份介入叙事,主宰叙事的进程。新闻的客观真实性要求与语言的主观性倾向决定了新闻叙事只能是在客观真实与主观倾向性之间博弈并寻求最佳平衡点。     

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论新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叙事嬗变

从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角度,新中国电影60年叙事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单纯的社会主义现实叙事”,“极端的政治权力话语叙事”和“走向多样化和市场化的新电影叙事”。三个历史时期的叙事嬗变表明,电影叙事的辉煌与繁荣,与电影叙事中的主体及其主体间性保持动态平衡、和谐互动的良性循环状态密不可分。其中代表国家叙事层面的权力-机构主体,其对叙事-创作主体的叙事创新与追求和接受-观众主体的趣味与反馈具有主导性的支配作用,是构筑新中国电影叙事总体风貌和主导模式的关键因素。     

川剧老艺术家口述史(四川卷续)之王诚德篇

王诚德,戏剧理论家,编审。1947年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曾任《川剧艺术》杂志执行副主编,《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副主编,中国戏曲学会理事,四川省剧协理事兼评论委员会主任,四川省社科联理事,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编审,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会长。其川剧理论研究受到理论界广泛关注。     

庞俊经史学术述略:兼论蜀学的现代转型与学术取径

庞俊是20世纪前期四川的重要学者,深受当时四川学界朴学风气影响,在经学及宋明史学研究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价值追求为我们观照学术现代转型背景下以蜀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归宿"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川北两座金城山的历史文献混同

川北百里之内有两座同名的历史名山"金城山"。一些历史地理著作和地方志书将二山混同为一山,以致出现了唐代何滔死于两座金城山的矛盾记载。历史文献和实物证明,何滔死难之地虽不能确定,但其祠庙在高坪金城山,非仪陇金城山。     

略论谯周的古史研究

谯周是三国时期的史学大家,他的古史研究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为当时的史学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不主张社会倒退的古史观,具有“圣王不同姓、天命不常在”的疑古精神,以及以剔除史学中的神秘与虚妄的理性考史,这些主张和行为是史学独立意识的自觉,卓然独立于同时代史家的。     

论盘瓠故事与古氏族部落迁徙及融合的关系--兼论盘瓠故事和传说遗迹的史料价值

盘瓠与盘古氏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代表着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社会状况.他是帝喾高辛氏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徙于今湖南泸溪后,氏族部落发展壮大,与土著蛮人结合,成为蛮人尊奉的祖先之一.其后裔逐渐南徙,传说和遗迹遍布于江南地区,反映出"五帝"时代江北、江南氏族先民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比"三皇"时代又进一步.     

家族的记忆——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何土司家族家神崇拜简

何土司是明朝在西北最早敕封的土司之一,其家族历经明清两朝,雄居西北达561年,对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家神崇拜对于这个家族的凝聚和延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历史人类学的视域下解读何土司家族的家神崇拜,探究处于族群边缘的何土司家族的认同危机。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述评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而建构的。他本着独特的历史视角,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建构起一套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唐陆亘墓志研究

陆亘墓志记载中晚唐时期中上层官吏陆亘生平事迹,兼涉妻族侯氏、母族归氏等。陆亘五任州郡刺史,晚年又三任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吏治有声。有关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且有误。此志可补纠文献之阙误。陆亘的官品人格也颇具现代意义。     

储安平与抗战胜利后的学生运动——以《观察》周刊为例

战后整个中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作为当时知名的时政评论刊物《观察》周刊对此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尤其是储安平，他多次撰文发表自己对于学生运动的看法，成为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学生运动评论的代表。他对学生运动发生的原因做了深入的分析，对国民党与其他媒体的态度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对学生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意识到了这场学生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他的观点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基本立场。     

郑和信仰归属辨析

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后因身份的变化,其信仰也变得复杂。学术界有人认为郑和是位多信仰者,但根据史料分析判断,一种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呈现于世人,即郑和内心信仰伊斯兰教,并且笃信一生;而他参与其他宗教,只是其政治身份和宗教包容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