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遍竞争”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动向

中日两国在湄公河次区域长期存在着普遍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日本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争、地区合作制度之争、地缘政治之争与海洋安全之争。2018年以来,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双方在湄公河次区域出现了合作动向,主要表现为两国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从次区域的“普遍竞争”关系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美国因素带来的国际大环境变化,助推中日展开区域经济合作;二是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一带一路”与“印太构想”的重要“节点”和中日的传统经济合作伙伴,为两国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广域的合作视角与具体的合作平台;三是泰国作为次区域中等国家,主动协调中日两国展开合作。尽管日本在次区域与华竞争的基本态势不会发生改变,但双方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两国的次区域合作开辟了新的思路。     

日本国家战略与中日能源竞争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目前在能源领域,两国出现了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日本的国家战略决定的。在日本看来,中日能源合作给中国带来的相对获益较大,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现。与此同时,中日能源合作将会对目前的日美同盟造成一定影响,不符合日本外交中“日美基轴”这一原则。     

中日能源竞争与合作之结构现实主义诠释

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为了获得稳定安全的石油供应,日本采取措施在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积极竞逐。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零和”趋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日本关注中日能源合作将产生的相对获益造成的。日本认为,中日能源合作给中国带来较多相对获益,并随着相对获益的累积,中国的实力将不断增强,最终使中国有能力挑战日本在东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日本不仅不愿意同中国进行能源合作,反而与中国激烈竞逐。然而,中日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和两国面临能源问题的共同性将促使日本不得不重新审视两国的能源竞争与合作问题。     

日本与比利时财团在朝鲜关系的演变

日俄战前日本与比利时在朝鲜经济领域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日比经济合作的构想,源于日本为解决资本输出中资金短缺的矛盾、比利时为开拓东亚资本输出市场的要求;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由“南进”转变为“北进”,比利时依附于俄法集团,确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极限,促成两国走向对抗;朝鲜虽想利用“均势”原则处理对外关系,但未能左右日比关系的发展趋向;日比关系的演变,昭示了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小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从中俄石油管道项目"安大线"的夭折看中日能源战略竞争

进入21世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稳步发展,两国达成中俄石油管道“安大线”合作协议。但在“安大线”项目落实过程中,日本突然插手,欲与俄罗斯合作修建“安纳线”石油管道,中日两国在能源战略利益上发生碰撞。中日两国竞争俄罗斯能源的结果是,俄罗斯政府放弃了与中国“安大线”和日本“安纳线”的合作项目,从而使中俄“安大线”合作项目夭折。中日两国对俄罗斯能源的利益之争不是单纯的能源利益之争,它隐含着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竞争。同时,它促使中国重新思考今后的能源战略问题。     

美日技术创新模式之比较

众所周知，日本自二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创造了所谓“日本奇迹”。而到了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则以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发展，创造了所谓的“新经济奇迹”。究其发展原因，从科技层面看，关键是美、日两国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模式。     

美、德、日、中四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美、德、日、中作为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经济和贸易大国,在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上各有所长。美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德国和日本总体较高且稳中有升,日本优势更强,中国呈现长期增长态势。从部门看,美国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落后,航空装备及卫星应用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显著,美、日、德三国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优势依旧。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实证分析发现:高级要素、相关与支持产业对美国竞争力的作用不同;中国则相反,但总体实力依然有限;德国高级要素和制造业的平稳发展、日本国内需求条件的改善和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德、日国际竞争力的稳定发展。当前,对于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而言,要认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较快发展的目标。     

金融危机下的中日经济关系探析

分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同处东亚的中国、日本两个贸易大国的经济关系产生的巨大冲击，指出了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中日两国应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经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着眼未来，中日两国应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中日经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前景

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是相互间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两国政府为推动相互间的经济合作作出了许多努力。中日经济合作的三大支柱是贸易、投资和政府间的资金合作。中日贸易连年攀升,是中日关系正常化时的200倍,日本也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然而,随着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入,许多问题开始呈现出来并制约着两国的经济发展,如何推动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政治互信是摆在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的课题。     

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及经济发展差距的基本判断

2017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经贸摩擦,对两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杂志从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距、美国总统大选等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关系及经济发展差距的认知和判断。调查发现,经济学人认为虽然中美经贸摩擦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但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仍很强,贸易增长空间较大,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合作与竞争并有。经济学人预判,今后20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4.8%和2.1%,中国将于2034年追平美国经济总量,将于2043年追平美国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将于2072年追平美国人均GDP,实现赶超。     

冷战后中美日关系的重新定位及影响

冷战后，由于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重新定位。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三国之间则呈现出既依存又竞争、既协调又制约、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这种关系 将对亚太稳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中美贸易摩擦透视中国与世界经济变革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革: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进入经济衰退的困境,而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则快速崛起,中国更是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生产国与第一大贸易国。研究认为,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既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经济实力与战略的较量,又是长期以来世界贸易不平衡、国际资本逆向流动与国际经济话语权争夺等三大突出问题的集中反映。研究还认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贡献者和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并实质性地扩大甚至引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同时采取重点突破和以点带面策略促使“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深度融合,保持并推动与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建设性磋商,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合作平台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确保世界经济更为开放、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反垄断法》上的经营者集中

经营者集中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所针对的三大类垄断行为,它与企业合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导致法律人格的变化,而前者因市场经济力量的集中对市场竞争产生威胁;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实体控制标准采钠了德国的市场份额标准,但美国的市场集中度标准仍有用武之地;我国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豁免事由虽有规定,但过于原则和抽象,应该具体化,以改善其可操作性不强的缺陷.     

西方竞争性电信市场的实现途径及其启示

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维护主体电信企业运营效率、防止竞争非效率,是西方国家成功实现电信市场由垄断转变为竞争的主要途径。我国目前的电信改革应把重点放在营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上,既要采取措施限制主体电信企业的垄断势力;又要维护其运营效率,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防止过度竞争和低效率的竞争。     

试析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试图在政治方面限制中国的崛起,同时又不断深化对华经济关系谋求摆脱经济萧条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究其实质而言,日本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是其传统现实主义外交路线与其“商业立国”的国策相融合的结果;是日本游走于接受“美国治下和平”与攫取“中国特需”带来的红利的结构性选择,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目标.从中美日三边结构层面观察日本“政经分离”路线有助于我们破解日本两面性的对华政策,赋予东北亚地区整合以建设性力量.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小企业发展策略问题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中小企业在迎来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针对中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探求解决问题的若干策略,以期提高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日、英、美三国科技、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研究

20世纪后 50年 ,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科技和教育 ,但同为科技大国和教育大国的日、英、美三国 ,经济增长的状况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这缘于世界经济增长特点的演变 ,也缘于日、英、美三国不同的科技、教育发展模式。在二战后前期经济增长处于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并重型时 ,日本模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二战后后期 ,经济增长演变为技术创新主导型时 ,美国模式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英国的科技与教育同经济脱节 ,使其削弱了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中国应借鉴日、英、美三国的得失 ,探索有特色的科技与教育发展模式     

战时美国经济援华与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抗战时期关国对华经济援助是美国援华体系的重要环节,它在援助力度与援助性质上随着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正与美国对华政策日趋积极和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转向美国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表明战时中关“特殊关系”已在事实上建立起来。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变化的动因——以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为视角

本文以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为视角 ,分析了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变化的动因。文章认为 ,“大国平衡”是东盟一贯的对外战略。金融危机发生后 ,中国与东盟实现首脑会晤虽然主要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延续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东盟为平衡对美国和日本依赖的结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就东盟而言存在借助中国的力量 ,促使日本加强同东盟经济联系的愿望 ,而 2 0 0 3年双边关系的新发展 ,也内含东盟借此平衡对美国军事依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