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

家庭养老一直是老年学和社会学的热门话题。但是过去关于养老的研究忽视了家庭养老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仅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家庭养老的。因为在中国,绝对不能忽视文化和伦理的因素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本文以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责任伦理"为分析视角,以1999年9月的"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北京市城区家庭养老的现状所做的定量分析为基础,认为家庭养老的现实可行性是建立在老年人对下一代的"责任伦理"(老年人对子女不计回报的付出,在家庭养老的三个方面———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尽量自立,始终想的是减轻子女的负担)的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并不意味着子女给予老年人对等的"反哺",事实上老年人的付出总是远远大于子女的回报,并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给予帮助和赡养的年龄已大大推迟。     

代际支持视角下养老模式更替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将代际支持、储蓄率分别作为“家庭养老”和“储蓄养老”模式的载体,研究养老模式的更替问题。结果表明: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均会降低老年人的储蓄率,且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储蓄率的影响效果大于非经济支持。此外,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中,经济支持占据决定性地位,即以经济支持为主和非经济支持为辅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代老年人传统的“储蓄养老”模式。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且不断创新养老模式,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逐渐增大，老龄化进程加快，社会支持需求问题日益凸显。依据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不能自理比例高于全国，且空巢比例较高，养老与照料需求较多。从农村老年人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来源来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城镇仍有一定差距，农村老年人获得的子女经济支持水平不高，照料与情感支持有限。基于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困境，建议从政府、社区、家庭和社会多方面完善老年人社会支持，应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完善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关爱特殊困难老年人；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充分运用农村社区平台，增加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来源。     

农村丧偶老人再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是否再婚影响着农村丧偶老人晚年的健康状况和幸福程度。对江苏4个县/区的400位农村丧偶老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后发现,农村丧偶老人再婚比例非常少,再婚意愿也很低,老年人再婚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来自社会舆论影响、自身传统观念束缚、担心加重子女赡养负担、子女的干涉反对以及社交有限等。建议进行家庭倡导改变子女对丧偶老人再婚的态度;大力宣扬新型的婚姻文化和养老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构建丧偶再婚平台,拓宽农村丧偶老人择偶渠道,为农村丧偶老人的再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农村丧偶老人身心健康的、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     

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影响因素与城乡比较研究

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在养老福利供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代际团结理论和动机理论,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定量分析方法探讨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的分布状况、影响因素及相关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全国样本中有53.5％的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的家庭经济支持,农村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城镇老年人,但其获得的经济支持额度低于城镇老年人.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支持受老年人需要结构、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环境结构以及代际支持交换等因素的影响,且养老金、家庭居住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有所不同.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品质、维持家庭福利稳定供给,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个体和家庭等不同层面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必要支持.     

家庭养老影响要素的实证分析——基于Charls2013的数据

家庭养老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家庭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子女养老和自我养老的效果方面,但在现代化观念、家庭结构转变、自我保障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下,需要进一步分析"子女养老和自我养老的地位如何""两种养老形式对老年人的影响程度"等诸多问题。通过整合利用Charls2013的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先前设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子女养老的作用正在逐步减弱、老年人自我养老的影响正在扩大、新兴的养老方式需要不断完善等结论。并以之为出发,提出采取灵活化服务形式、实行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险相结合方式、推进商业性养老保险实施等政策建议。     

老人走婚走得可好？——杭州老人搭伴养老不完全调查

杭州有老年人口近90万,其中丧偶加离异的单身老人至少有30万。随着社会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寡居老人日益增多,单身老年人的求偶需求日益凸显。一些老人在求偶时,开始选择一种新的方式,那就是——走婚。单身老人“走婚”,就是男女双方接触认识、感情融洽后,不定期走动同居而不是完     

多子未必多福——基于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定量分析

从老年人个体生活质素角度来分析子女数量对于城乡老年人养老的影响,以验证“多子即多福”的观念.分析结果表明,子女数量的多少对于老年人的养老影响都不显著,基本否定了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经济收入更高、生活自理能力更强、精神状况更好以及生活满意度更高这四个假设.子女的经济状况以及婚姻状况分别对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有显著影响;城乡仍有子女处于不在婚状态的老年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低;有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更强;同住、有子女不在婚的城市老年人,其精神状况较差.子女对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有无子女以及子女提供养老资源的方式以及质量上.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晚年生活(上)——对北京市一个街道的探索性研究

在中国,家庭仍然是养老的主要场所,对老年人的照顾主要是通过特定的居住安排(老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来进行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居住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独居的生活方式.家庭居住方式发生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老年人从家庭获取所需要的各种支持?本研究通过了解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了解到不同居住安排下老年人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及对经济收入的满意度,身心健康的状况等,希望为政府的养老决策提供一个参考依据,也希望社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和养老问题.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论家庭关系变动中的农村老年赡养问题

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传统的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传统的三世同堂的居住方式演变为夫妻独居和老年人分居,子女对老年人的支持和帮助减少,从而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功能。必须发挥国家、社会、个人和家庭四个方面的作用,继续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养老模式,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解决农村老年赡养问题。     

家庭养老行为的示范效应研究

利用CHARLS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以是否有孙辈及孙辈的数量等为自变量,以父辈的养老行为作为因变量,研究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下父辈是否会增加、改善自身的养老行为,以做出示范性表率,期待晚年得到好的照顾。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无子女家庭,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对祖辈的生活照顾、经济支持等养老行为显著增加,每增加一个子女,生活照顾概率增加24.67%,经济支持概率增加12.41%;父辈的文化程度与示范动机呈正相关性,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层级,生活照顾和经济支持的概率分别提高7.14%和9.09%;性别方面,女性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有所提升,但提升并不显著。建议国家提倡"家"文化,积极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大力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推动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融合,促进家庭养老行为的可持续性发展。     

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幸福感——基于山东省JM区和LX市的实证分析

居住安排关系老年人获得家庭支持的方式,是保障我国老年人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依托山东省JM区和LX市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安排显著影响老年人幸福感,与子女均在外地相比,不与子女同住但有子女在本地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幸福感较高;情感交流在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幸福感间发挥中介作用,个体体验、社会体验在情感交流与老年人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由此,要从完善居住保障政策、调整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和营造孝老敬老氛围等方面优化家庭养老政策,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提供有力支持。     

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及结构研究——兼论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本文通过对311份老年人社会网络状况结构访谈问卷分析发现,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均值为4.63人,其中,年龄、居住状况、照顾子女家庭以及参与娱乐活动等因素对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老年人社会网络的亲密者与老年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似性,老年人社会网络主要亲密者是老年人的配偶、孩子和其他亲属,这些“强关系”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社会支持.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引起社会网络结构变化,本文对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养老问题提出了基本解决思路.     

对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的思考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养老问题倍受人们关注。本文认为，在众多养老模式中，目前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模式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在家庭养老中，子女应注重从物质和精神备方面赡养老人；在社会养老模式中，关键在于形成健全的社会养老设施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使日益增多的老年人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农村养老保障现状及其支撑条件——对山西农村调查资料的分析

对2004年山西农村养老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山西农村的养老模式总体上仍属于传统的家庭养老,主要特征表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养老的经济支持力度有显著影响,而经济支持的来源却直接受政策、风习、道德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以家庭为主,家庭中以老人自己的当前劳动收入为主;其生活方式以单独居住、自我照料为主;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集体经济对养老的支持极其有限;多子女老人不具有养老优势,计划生育有利于养老保障.     

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利用2013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健康资本模型”和“社会支持理论”提出研究假说,分别从情景记忆得分、精神状态得分和抑郁状况得分三个角度探析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照料强度的增加而有所变化且对女性和中西部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子女照料可以通过增加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和进行身体锻炼的机会以及提高对子女的满意度来改善其精神健康。因此,有效利用以子女为主的家庭养老资源,构建以家庭照料为基础的多元供给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水平,助推“健康老龄化”。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2003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研究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的影响.发现,子女外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但是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提高.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使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外出儿子对老年父母增加生活照料的可能性更小,促使子女生活照料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而外出使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情感交流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代际支持、制度供给与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代际支持与制度供给角度出发,利用CGSS2015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代际陪同、对政府生活保障供给满意度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以及生活在农村与中部地区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认为政府应发挥养老保障作用,而子女经济支持、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以及年龄对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不显著。代际陪同与政府在生活上的保障能有效促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     

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养老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养老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首选的养老方式,家庭作为老年人获得经济保障、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基本单位,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由于近年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人口老龄化比例逐年上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日渐凸显出来,家庭养老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不仅在养老制度上应以予以完善,而且应该逐步建立以家庭、政府和社会多元的养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