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启蒙:20世纪80年代文艺启蒙话语的历史聚焦

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和衰落,交织着人道主义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论争,也隐含着人道主义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冲突与整合。由于政治话语一直居于中心位置,文艺上的人道主义话语实际上是在寻求与政治话语的最佳结合点。从本质上讲,它不同于西方启蒙话语,也不同于中国五四启蒙话语,带有暧昧色彩。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受严复和法国、日本等国启蒙思想家启发,深刻意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他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致力于对国民的思想启蒙,并由此形成以新民说为主体的启蒙思想。他强调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克服民族自卑感,将中国与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以达到新国民的目的。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不仅具有政治实践意义,而且显示出重要而长久的历史价值。     

启蒙、理性与历史——《启蒙的概念》中的历史观念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论述的神话中包含了启蒙,启蒙陷入了神话的观念表明,启蒙和神话在关于世界的二元性、思维的同一性以及必然性的观念方面的一致,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启蒙和神话在解释历史方面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才能够生存。在神话中,这种自我牺牲表现为祭祀制度,而在启蒙中,则表现为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一种狡诈的理性,西方文明的道路就是依靠狡诈的理性来获得自我生存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必然会在我们的进步中伴随着退步。要摆脱这种报复、轮回的必然性就是要认识到神话和启蒙中的狡黠的理性的危害,并从中把握积极的启蒙的要素。《启蒙的概念》不是反文明、反理性和反文化的。     

启蒙与我们自身——一种历史本体论的福柯构思

康德启蒙观无疑成为福柯晚期的重要哲学主题，也是他从现代性探索转向古希腊罗马思想讨论的一个理论契机。在康德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福柯发现了“现在本体论”并对其加以丰富发展，进而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努力建立“启蒙”与“我们自身”的内在关系。康德启蒙观具有奇特的“笛卡尔踪迹”，或者说，是笛卡尔哲学——旨在正确引导理性、寻找真理——的继续；启蒙的历史本体论明确指向“我们自身”，旨在认识其本质，“我们自身”这一概念在对启蒙的沉思中成为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批判主题；启蒙的希望就是我们自身的希望，也意味着自由、独立、理性与现实。作为三维结构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我们自身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就是其存在方式的生成过程，也是其历史本体论的构思过程。     

坚守的意义与困境——张光芒的“新启蒙体系”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学者张光芒的构筑了以“道德形成上学主义”为核心的“新启蒙体系”。他有意识地将启蒙体系的构造与中国现阶段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试图重新强调启蒙在当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他的启蒙思路未免有些理想化。这说明，当前启蒙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加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恩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与启蒙的权力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逐渐取代中世纪教士成为思想领袖。由于启蒙知识分子形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所以启蒙知识分子被看作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与权力的同构关系赋予启蒙知识分子以革命领导者、民众教育者、国家政权实施者的角色。然而,启蒙的权力也是有其限度的,主要表现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结构和启蒙知识分子的有限的启蒙。     

布克哈特对启蒙史学的颠转

在布克哈特生活的19世纪，用商业和技术之类“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来衡量文明进步，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启蒙史学原则。作为启蒙史学大师，布克哈特提出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史学观。他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到走向文明理想的过程，也不相信有一种决定性力量在推动这个历史过程。启蒙史学基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的二元区分，从文明进步论出发去“重写”世界文明史，而布克哈特的启蒙史学却力图揭示：体现人类“自由精神”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在商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趋于消亡。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大人文主义：宋明理学的欧洲“启蒙”——“世界文学重构”的超界研究

中国宋明理学在18世纪传入欧洲后,与欧洲的启蒙主义哲学和神学进行对话,扩大了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世界性的,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最终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人文主义思潮.其核心观念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理”的观念的阐释,“理”在西方启蒙思想的阐释中,超越学科界限,在文学哲学伦理学等不同领域都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也论"五四"的主题

“五四”的主题是政治挤压下的启蒙。“五四”整个发展过程中启蒙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五四”落潮,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自身发展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必然的客观要求。“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这有其发展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脱离政治孤立地看待启蒙。     

印象派绘画与狭义相对论物理学比较研究

从大约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绘画中的印象派反思了“眼的所见”与“脑的所知”之间的异同;狭义相对论则反思了“眼可观察的相对时空”与“脑抽象出来的绝对时空”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对可观察的“所见”与抽象的“所知”之间关系的古典形式(概念)的最后探索,同时又都是通向现代形式(概念)最早的启蒙者.在科学、艺术这二大文化中出现的这两种探索,可以看成是对“人”这一认识主体在认识论中作用的哲学探索的巨大进步.     

中断还是延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性的理解

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性问题提出以后,普遍认为这种启蒙在四十年代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被中断。西方思想界对于启蒙的理解为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性提供了启示:启蒙始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     

《呐喊》、《彷徨》对于启蒙主体的反思与拷问

作为20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收获,《呐喊》和《彷徨》以其惊人的思想艺术高度,震聋发聩地揭示了思想启蒙的必要性,更以无与伦比的思想穿透力,展现了启蒙的悲剧况味,表达了对于启蒙可能性的质疑。尤其是对启蒙主体自身精神弱点的反思与拷问,再一次显示了鲁迅作为启蒙先驱者强烈的自审意识和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     

“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     

1985年中国文论的一次启蒙表达——兼谈比较诗学的一种叙述可能

1985年在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视野中似乎并不显得十分重要,但在当年盛行科学化的方法论热情中,在激情澎湃的主体性演说中,仍能把握到一种由非学术冲动卷扬起的启蒙真诚,并在此前与此后的宏观审视中断定这是20世纪的一次重要启蒙.1985年的话题选取和叙说方式收摄了百年中国文论风云,在西方文论汉语经验化的漫长历程中,1985年是承前启后的关节点.     

理性文学与文学理性──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的辨析和思考

对欧洲２０世纪前各种文学思潮中的理性元素的综览显示：只有１７、１８世纪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才堪称理性文学，此前彼后文学思潮中的理性倾向则只能称之为文学理性．而理性文学得以形成是顺应了近代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同为理性文学，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又在反封建、狭义与广义、方法论与认识论上各具差异。理性文学曾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传统走向现代——略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语言的变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语言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场大变革在19世纪末到五四前夕主要偏重于语言形式,努力为小说语言注入新的血液;到了五四时期,小说语言的变革具有革命的意义,不仅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而且个人话语、启蒙话语与新型的政治话语成为小说语言的主要叙述模式。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性理论受到文学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它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从现代性角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思潮,避免了创作方法论的长期影响,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下,现代中国文学主潮由启蒙主义文学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构成,这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历史任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