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一) 鲁迅的文学活动厂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指出:“那时(指五四时期——引者注)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并还从那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十分推崇契诃夫、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创作,认为他们的作品能使人们对社会和人生作严肃的思考。     

博采众长 自成一家——论鲁迅小说中的借鉴、继承与创新

过去,钱玄同曾经把鲁迅作品说成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这当然不能概括鲁迅的全部创作。以后有人又说他“近踪汉魏,托体风骚”;有人列举了从屈原、嵇康到唐人传奇、笔记小说、《儒林外史》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强调了鲁迅对传统的继承。近年来,比较文学兴起,评论界又出现了“鲁迅与尼采”、“鲁迅与果戈理”、“鲁迅与……”一系列的比较研究,着重论证鲁迅对外国文学的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是可贵的。但是应该指     

六十年来鲁迅研究工作评介

人们研究鲁迅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了。最早见诸文字的评论,大约是吴虞读了《狂人日记》后写的《吃人与礼教》(1919年11月《新青年》六卷六号)。他说:“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他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正确认识与评论鲁迅作品的第一人。不过,吴虞的评论,主要不是从文学的角度着眼,是借鲁迅的《狂人日记》来批兴封建礼教的。真正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评论鲁迅作品的是从沈雁冰开始。1921年,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八号上,以“郎损”的笔名发表了《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的评论文章。他不仅充分肯定了     

“乡土文学派”小说主题与技巧的再认识

人们惯于将“五四”以后的“人生派小说”与“乡土写实派小说”进行分类(或者是按分期来进行归类)。其实,这种分类似乎不甚科学,因为“人生派”的许多作家一开始创作就是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和鲁迅一样,“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是从广袤的农业社区进入繁华喧嚣的大城市。在封闭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之冲突中,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迫使他们拿起笔来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语)但就“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似乎他们更关注“下层社会的不幸”。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孔乙己》、《药》,无一不是对乡土社区中下层农民的深切关注。继鲁迅之后的乡土小说作家中较突出的有“新潮”作家杨振声等,他的《渔家》和《磨面的老王》     

鲁迅叶绍钧早期小说创作比较

叶绍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始终以“为人生”的鲜明特色,以对现实主义的真诚追求而饮誉文坛。 鲁迅先生则以他的《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成就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 承认鲁迅、叶绍钧二人皆以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成就著称,并非等于说,二人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贡献是比肩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可以发现:鲁迅一开始创作就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叶     

论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鲁迅先生因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对中国人头发的遭遇极其敏感且终生关注。当鲁迅还是孩子的时候,辫子最初向他“提醒了满汉的界限”;在青年时代,他因剪去了辫子而受到“社会的责罚”;一直到临终前的两天,他还写文章表示对辫子“仍然要憎恨,愤怒”。③因此,辫子成了鲁迅一生中写得较多的东西。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写辫子最集中的作品是《风波》(1920年8月)、《头发的故事》(1920年9月)和《阿Q正传》(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这三篇小说创作的时间相近,而且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时代背景。在内容上它们又互有联系,有些人物甚至彼此出现。如《风波》中的七斤在《阿Q正传》里被提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也像《阿Q正传》里的钱大少爷那样,被人称作“假洋鬼子”,并且也棒打了笑骂他们的人们,等等。所以,可以说,这三个短篇小说构成了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他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液”——鲁迅与浙东民性之联系

鲁迅的故乡浙江之东——绍兴。鲁迅幼年至青年时期,过着绍兴城平民的生活,仍然保留着浓重的自耕民的特征与气息。鲁迅与农民存在着深刻的血缘联系,而且已成了他的精神气质,使他不可避免地保存着某种农民的因素。鲁迅的“农民气质”转化成的无意识创作趋向,也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如《故乡》、《社戏》等作品。     

英雄末路的悲叹——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文,随着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历史小说这种体裁一直引起鲁迅的创作兴趣,早年“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的誓言也不能阻止他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这一点恰恰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切身感受过种种苦于不能忘怀的东西描写和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     

论《金草地》中的“过客精神“

张承志敬重鲁迅先生。在张承志的字典里,“先生”二字是“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的;他引鲁迅先生为同类,决心“将心比心,以血拭血”;他赞扬并实践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他还通过自己的小说《金草地》呼唤这种精神。 《金草地》是张承志1994年根据自己1987年的《金牧场》改编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向一名真正牧民的蜕变;他与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动员文艺界的一大批精英参加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未曾发表过的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对陈白尘执笔的《鲁迅传》第三稿的大幅度修改,把原来剧本所塑造的“革命家鲁迅”改造成“文艺家鲁迅”形象,但是夏衍的修改没有能够成功.电影《鲁迅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显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官方对鲁迅接受与改造的政治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认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科学研究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论鲁迅的创作生涯》谈起

发表在《青海湖》(1985年第8期)上的《论鲁迅创作生涯》(邢孔荣作,以下简称邢文)一文,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因为他一反鲁迅研究界和广大读者的共同看法,对鲁迅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将鲁迅的创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准备时期(1906—1918)、创造时期(1918—1925)、衰退时期(1925—1936)。认为鲁迅在准备时期的“文学活动是失败的”,创造期中只有四、五篇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1925年鲁迅就进     

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特色——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鲁迅早期的重要作品是小说创作,他的小说是以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思想的深刻和艺术的卓越成就而奠定了他的文学家的地位,并以此为世界所知名。但是鲁迅的创作小说,并不自提倡文学革命后的《狂人日记》始,早在1911年冬,他就曾写过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言体小说《怀旧》。《怀旧》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并以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评杨振声的《玉君》及鲁迅对它的批评

<正>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如果知道杨振声的话,其中不少人可能主要是因为鲁迅曾经严厉批评过他的小说《玉君》才知道的。鲁迅的批评,虽然是不正确的,但几十年来却被许多著作与文章所引用,几乎已成定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杨振声(1890—1956年)早在“五四”初期就开始小说创作,是当时“新潮社”主要成员。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渔家》、《贞女》等小说,都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初期有一定意义和影响的作品。此后几十年,杨振声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先后任职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联大,但也从未忘情于文学创作,写了不少颇具特色     

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中的“忧郁情怀”

鲁迅作为 2 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 ,无论是他的文学观念、批评实践还是艺术创作都打上了中外文化交融的烙印。鲁迅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多元的 ,但他主要接受的是俄国文学 ,在俄国文学中 ,契诃夫又是他“顶喜欢的作者”。① 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从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到美学追求都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 ,契诃夫作品中所体现的“忧郁情怀”正是鲁迅在自身创作中注意借鉴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忧郁情怀”自始至终充溢在《呐喊》、《彷徨》、《野草》之中 ,成为鲁迅作品中的基调。契诃夫成熟时期的作品 ,叙事元素都是日常事 ,却饱含…     

《伤逝》的诞生与域外材源之“拿来”

鲁迅《伤逝》的“诞生”具有“外源性”因素,作为材源的域外文学在《伤逝》创作过程中起了不可忽略的关键作用。以往学术界在研究《伤逝》创作材源或所受域外文学作品影响的时候,多谈某一部作品对《伤逝》创作的影响。但事实上,《伤逝》的“诞生”不是某一部作品单向度影响的结果,而是鲁迅阅读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之后受到综合影响的结果。具体而言,在《伤逝》的影响材源中,包含了《玩偶之家》的动机触发与主题延伸思考、《金鱼》的故事“挪用”与整体风格影响、《工人绥惠略夫》中的观点“融入”和局部细节“借鉴”、《诱惑者日记》中的哲理“移植”。甚至还有《舞姬》《妻子》《地下室手记》等小说自觉不自觉影响的散点印痕。鲁迅在《伤逝》创作中充分展示出融会贯通、如盐溶水、高超的“拿来主义”创作艺术。     

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

周建人同志在百忙中写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对于我们阅读鲁迅作品和研究鲁迅生平创作,都有极大帮助和启迪,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但其中有个别观点似乎欠妥。如《鲁迅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中有关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的论述即为一例。现就此问题略抒己见。《鲁迅回忆录》在谈到鲁迅与瞿秋白关系时写道:“鲁迅认为那些口头上说得漂亮、实际上并不实行的空头理论家是‘毫不足靠’的。他对……瞿秋白看法就是一个例子。……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瞿秋白是有所保留的。”这里,周建人同志认为,鲁迅觉得瞿秋白“毫不足靠”,对瞿秋白“有所保留”,主要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的新收获——山东省《故事新编》学术会议讨论综述

<正>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鲁迅研究者们公认的难题。它与《呐喊》、《彷徨》相比,创作时间从一九二二年冬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始到一九三五年写的《采薇》、《出关》、《起死》,前后延续了十三年之久;作品内容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实,涉及到许多“古人”“故事”,又穿插了不少现代人的生活情节;艺术形式,鲁迅说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这都显示出了《故事新编》的“独特”性。关于如何理解《故事新编》,鲁迅生前曾有不少自述或评论,本应成为研究《故     

鲁迅论屈原与宋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诗歌之敌》《厦门通信》《言论自由的界限》《喝茶》以及《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与宋玉曾进行多次评论,对于两位诗人思想言行的巨大意义及其不足,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屈原《离骚》不遵矩度,影响深远 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写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屈原与宋玉是列为专篇论述的少数成就卓著的作家。尽管在评述两位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时,鲁迅曾具体指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与不足,但直到逝世前一年,还明确表示,“屈原与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屈原的作品较多,鲁迅在评论其创作活动时,除重点论及他的代表作《离骚》以外,仅简略提及他的另一长诗《天问》,认为《天问》是涛人在被楚怀王放逐过程中“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的产物,指出其由于“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并未对其思想与艺术作细密评析。对于屈原《离骚》,则一再热情洋溢地给予高度评价。 《离骚》问世以后,历来反响不一。“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鲁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