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角色的转换与妇女解放——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研究的一个侧面

本文以近代长三角地区为中心,从"走出家庭"转换社会性别角色的角度,就打工妹群体摆脱家庭束缚,"做厂"打工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挣脱传统婚姻家庭的桎梏追求婚姻自由诸方面,审视打工妹现象之于妇女解放的影响,认为打工妹转换社会角色"走出家庭"之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打工妹现象既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尽管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妇女解放处于"初级阶段",但为妇女解放运动向纵深和宽广拓展奠定了基础,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容忽视。     

回流农民工的变化——基于对返乡打工妹的考察

不同于男性农民工的连续打工经历,女性农民工外出是阶段性的.她们返乡多缘于承担生育、抚育任务.打工妹返乡后承担了更为积极的社会角色,并为家庭角色注入了新的因子.她们是农村基层细胞变迁的媒介.此外,她们生活方式和精神层面的变化又是提高农村社会文明水平的推手.返乡打工妹是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但大批打工妹返乡是逆城市化现象,不是大方向.     

土族女性在民族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转变——以青海省互助县Z村为例

本文以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社区的农村女性为研究对象,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族旅游发展最具代表性的Z村为例,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和深入访谈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这些女性通过参与民族旅游业发生角色转变的过程。重点考察她们如何以参与旅游业为契机,实现自我角色的转变,并探讨了她们的角色转变对其家庭关系和家庭地位的影响。     

从家庭角色认知的变化看当今农村妇女地位的变迁

当今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认知较传统而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其家庭角色认知从权利到义务都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的根源在于社会转型及妇女由单一的家庭角色向职业、家庭兼顾型双重角色转变,并最终实现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农村妇女地位的变迁表现在"过渡人"身份的确立,由传统的辅助劳动力向多样化、个性化角色转变,参与家庭决策的权力上升,婚姻观生育观趋向现代等方面.     

明代妇女的家庭角色及其地位

按照传统的观念,男女之间的职责各有不同。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有一个变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在各个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从女而妇,进而由妇而母这样两个角色转变过程。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职责。本文从家务劳动、婆媳关系、相夫、教子四个方面,对明代妇女的家庭角色进行了探讨,进而指出,明代妇女的作用仅仅限于家庭之内,很难扩大到社会。就此而言,妇女家庭角色地位的凸现,反而说明了妇女社会角色地位的缺失。     

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更重要?——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影响

消费文化对于大学生的价值观培养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手机依赖和面子消费动机研究大学生的消费文化,可以发现,总体上家庭经济资本具有重要作用,对大学生的消费文化有更显著、直接的影响;但是在面子消费的问题上,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超过了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各自独立的影响。此外,城乡分化的制度因素以及对家庭背景在大学生成长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社会分层以及社会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性别比较研究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2010年全国获得的1870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力。     

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影响家庭金融素养吗——基于CHFS2017年数据的分析

过往的金融素养研究集中在经济领域,忽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金融素养关系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分析发现：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构成三要素中,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和家庭职业地位（ISEI）对调查对象的金融知识、金融风险态度和金融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宏观层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金融素养相关。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影响家庭金融能力,而家庭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态度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构建金融变量与社会变量的新分析路径,并为家庭资产建设提供具有社会政策取向的支持性建议。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以《李超传》为中心看民国女性家庭财产继承权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曾发生过一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学生李超之死,这一事件所关涉到的核心法律权利即女性家庭财产继承权,而这是女性经济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专门为此所写的《李超传》也成为中国现代对女性财产权进行观照的最重要文本,"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即使到今天,虽然国家赋予了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在中国广大乡土社会里,习俗的力量仍然强大无比,很多女性仍然没有实际享有家庭财产继承权等多项权利。因而我们今天再次审视和研究《李超传》,并以此来观照当今女性生存状态,仍然很有必要而且充满意义。     

妇女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妇女身份建构中的运作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形式的变化以及社会转型．农村妇女在农村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处于变动之中，这也影响到农村妇女对于自身的身份认知，从而引发其身份建构问题。妇女非政府组织凭借其草根性和亲和性，通过外部建构运作和内部建构运作对农村妇女的身份进行建构，这使得农村妇女明确了自身的需求，并进行明确地表达，使妇女的需求得以满足。同时在运作过程中，妇女非政府组织也存在着对村落环境重视不足及个妇女非政府组织之间缺乏横向联合等问题。     

社会变革影响下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的女权思想

我国古代礼教对女性的参政权、经济权益和家庭地位进行了定位。明清时期的弹词小说女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对这些定位进行了反思,并表达了赞成女性参政、提倡保护女性经济权益和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女权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现和形成受到了当时明清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民主思想、重商思想、批判传统理学和同情女性的思潮的影响。     

农村民间组织研究综述

民间组织的存在,是我国农村社会从古至今发展的鲜明特点。在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变革中,农村社区发生巨大变化,其中,农村民间组织从种类和数量上也发生了变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社会的基本特点,农村民间组织的定义、农村民间组织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参与经济发展与农村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

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发展 ,对她们的家庭、婚姻、生育、消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流动的妇女 ,由于环境的改变 ,收入的增加 ,生活方式的变化更为明显     

农村新型经济主体培育问题研究

农村经济主体,是指能自主参加农村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农村新型经济主体,则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培育农村新型经济主体,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很多农民的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走向分离,并引致农民的主体性价值冲突,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要积极探索农村新型经济主体的培育方式方法,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高离婚率的社会学分析

当代中国高离婚率的积极含义在于社会更包容和人们尤其是文化高及经济地位上升的妇女享有更多婚姻自主与个人自由。而其消极后果是社会急剧变迁背景下共同体弱化而个人的过分自由,难在婚姻生活中找到慰藉。其社会原因主要是:调解机制匮乏、家庭核心化、社会流动加剧及经济压力加大。个人原因在于婚姻的责任意识差及个人社会性低下。解决之道在于重建共同体,加强初级群体建设来培育个人责任感与沟通能力。     

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制度考察

从制度安排上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状况。研究方法：定性分析法、产权分析法。研究结果：在对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土地制度、民间法规等相关制度安排考察和解构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现状和特征。研究结论：需要增强法律的性别敏感性;清晰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开展夫妻共有产权登记;协调法律和民间法之间的不一致;建立和健全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司法救济制度;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权力监督。从而消除制度上的漏洞和潜在的制度供给不平等,为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利提供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实现中的问题及对策

妇女作为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土地权益却屡遭侵犯,已经严重威胁了农村妇女群体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文章在总结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犯的方式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遭受侵犯的经济、法制和历史根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这些侵权问题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