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美国军方视阈中的美日同盟关系——基于《美日行政协定》草拟过程的分析

《美日行政协定》是构成战后美日同盟关系及决定走向的重要文本,无论是协定内容中的每一项规定,还是协定草拟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美国决策机构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认知及美日同盟关系的定位。尽管处于“美军驻日条件”界定主导地位的美国军方,始终将日本看作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没有作为一个对等盟国来看待,体现出战胜国对战败国应享有的绝对优越驻留条件。但是,在日本着力实施亲美的协调主义外交的强大攻势下,迫于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基于远东冷战局势的变化,从美日“良好政治关系”维护视角考量,美国军方不得不从坚决反对日方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修改意见,转而做出让步。迄今,该协定维系着美日同盟关系,但“美军驻日条件”始终使日本处于“非正常国家”地位,制约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所应享有的对驻日美军的控制性权利。     

论代偿机制与复合同盟的维系——基于对美日同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日同盟何以长期维系是联盟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亚太地区秩序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主流联盟理论尚未深入探讨的“复合同盟”概念是基于正式条约合作的政治经济同盟,主要特征体现为安全合作具有最高决定性,经济合作具有战略性,二者共同寻求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具有进攻性与排他性,且文化合作对同盟的维系具有放大效应。复合同盟的维系可以被划分为同盟解体、同盟弱化、同盟维持与同盟强化四大形态。基于联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探究美日同盟长达70余年的演化发现,促成美日复合同盟长期维系的是经济—安全“代偿机制”,其完整的驱动逻辑是体系压力(前置变量)、代偿机制(核心变量)、国内政治(中介变量)、复合同盟的维系(因变量)。近年来美日复合同盟趋向失衡的双向代偿在美日两国国内、区域乃至体系层面产生了愈发显著的负面效应。而在体系变迁、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前景下,若代偿机制持续严重失衡,美日同盟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同盟弱化。     

中日高科技发展的比较与思考——以半导体芯片制造技术为案例

半导体芯片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就如同“两弹一星”;对于个人而言就如同身份证。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我国芯片制造行业经历重重曲折,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巨大发展和成绩,中国大陆本土厂商的芯片产能占全球总芯片产能的比例不断提高,2021年已上升至8%,但在不可缺少的高端芯片、光刻机等核心技术和装备方面仍然受制于人。如同日本的芯片产业在20世纪80—90年代受美国无情打压一样,如今中国芯片产业正在受到美国更加严厉的打压、限制和“断供”,美国还在积极拉拢其重要伙伴打造“孤立”中国的体系。考察同样受到过美国打压的邻国日本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和问题,比较中日两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经过的不同道路,有助于激发我们继续披荆斩棘推进我国芯片制造技术和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政策思考。由于《瓦森纳协定》,长期以来我国与日本之间的高科技合作受到严重阻碍。但日本众多芯片技术相关企业为自身发展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巨大市场,道理同样适合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乃至美国。芯片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民间企业常常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与芯片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民间交流与合作仍然大有可为。     

对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再认识--以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视角的选择性分析

对于日美同盟在冷战后的“再定义” ,孤立地运用一种理论进行解释和分析存在明显缺陷 ,而选择性运用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进行多角度观察 ,则可以看到 :追逐权力是日美安全关系强化的首要动因 ,同时 ,价值观和制度因素、日本作为行为体对自身身份的认定以及对其他行为体身份认定的变化 ,也是推动日美加固同盟的重要因素。而且 ,有选择地运用不同的理论 ,还可以使我们摆脱单一理论分析产生的困境 ,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冷战后的日美安全关系。     

地缘政治思想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

美国、日本的对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和权力均衡理论的影响。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以及对南海、东海矛盾的介入,安倍内阁提出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与美国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修改国内相关法律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其对华政策及地缘战略服务的。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遇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质疑,其背后仍旧是西方传统的地缘战略因素在起作用。共建“一带一路”本身既是对传统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否定,也是“海陆和合论”这一地缘政治经济学新概念的具体实践。重塑建设性的中美日关系,或许需要从影响决策者利益认知的地缘政治学角度探寻出路。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近代日本海外移民——以近代日本的美国移民与日美关系为中心

近代日本海外移民活动,同为亚洲的近代移民大国中印两国迥然相异,极具特色。近代日本海外移民的动因、政府的移民政策、移民思想、移民流向的特点、因移民引发的国家间角力、日本扩张主义与海外移民的关系、经济侵略主义与海外移民等等一系列问题,也构成了考察近代日本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以近代日本的美国移民与日美关系为中心,通过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元年者事件、如何应对排日运动、日本海外移民政策合理化调整等问题的分析,借鉴已有的国际移民理论中的相关论说,在国际关系视角下考察近代日本的海外移民问题。     

日美经贸摩擦的政治解决过程——兼论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

日美经贸摩擦曾长期且多领域存在,并催生了激烈的政治性对立。历史上,三种类型的日美经贸摩擦几乎是相继发生的,其演变过程反映了宏观层面的国际结构性变化,也展示了其政治解决过程与基本模式。中美经贸摩擦和日美经贸摩擦一样,都出现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而且经贸摩擦无法利用世贸组织的多边机制从法律层面加以解决,需要两国政府通过磋商寻求政治解决,但又存在明显不同。考察日美经贸摩擦发展及政治解决过程的经验教训,可资中美解决经贸摩擦参考。     

俄日接界地区的“国界”之变——以17世纪俄日两国的互相认识为视角

深入研究俄日领土之争是认识俄日历史关系的重要途径,更是把握两国关系前景的关键。探寻俄日领土问题的根源必须回到两国发生接触的源头。17—18世纪,在俄日两国相互认识的过程中,一度曾对萨哈林、堪察加、千岛群岛等特定地理概念存在多种误解和混淆。正是在这种蒙昧的地理认识时代,莫斯科维亚作为俄国的代名词第一次进入日本史料,并为日本人所熟知。直到18世纪俄国的两次堪察加远征,才无可争议地结束了这个漫长、模糊且混乱的时期,但同时也造成了延续两个多世纪的俄日领土之争。     

劳工输出、跨国生产政治与剥削关系的形成——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劳工输出形塑了一种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剥削关系。基于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本研究借助“跨国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这种剥削关系的形成机制。雇主和移工围绕加班工资展开博弈，而外劳制度对移工权利的限制及其赋予雇主的权力、不同国族移工的竞争以及跨国劳务中介的选择性庇护，使移工无论反抗还是消极服从，都可能面临加班福利缩减、加班机会丧失甚至工作丢失的困境。这种跨国生产体制具有“市场专制”性质，而外劳制度限制、资方对外劳制度缝隙的利用、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共同体现了国际合同劳工面临的跨国生产政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强制剥削再度出现的重要机制。     

论多元文化主义对政治文化认同的强化——以美国社会为例

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内涵是承认文化多样性所产生的差异,并承诺差异之间的平等性。政治文化认同是内化于心的、对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固有信念与身份定位。多元文化主义常常被认为会削弱政治文化认同并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动荡。本文结合美国社会的经验,阐明由多元文化主义所培育出的宽容开放的政治文化氛围,非但不会成为凝聚人们爱国力量的障碍和阻力,反而会加强人们的认同感,尤其是对政治文化的认同。     

论张金吾的学术取向——以《爱日精庐藏书志》为中心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的学术取向中,以重视藏书、提倡读书为学问品行之本,推崇先贤、博采众长为学术研究之基,突破旧例、创设新制为学术精进之路,考证谨慎、不下妄语为学术立说之范。这些学术取向的形成与其家学渊源、个人的学术自觉及当时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正是秉承上述学术取向,张金吾在目录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保存了丰富的书目文献资料,还创新体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而且留下了大量的目录学著述。这些学术成就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推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     

论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对两国安全认知的影响——以两国货币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经济相互依赖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安全。以货币为中心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核心内容,其必然对两国安全认知产生直接影响。从美国方面看,在不对称依赖明显有利的情况下,为维护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的稳定,美国没有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的足够动机。从中国方面看,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标志,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已经开始显现中国磅礴的新气象,但它当前仍然没有充分的意愿挑战美国霸权。这为保持两国关系的总体平稳奠定了基础,但是,两国之间围绕实力消长的斗争在未来则可能日趋激烈。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适——以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南浔地方权力格局先后出现绅商第一世代、第二世代反体制群体、地方守土派三类权力主体,引起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三次调整。清末民初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展现了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具体模式,揭示了两者之间关系调适的内在逻辑及关联因素。     

论遗嘱方式的缓和主义进路——以《继承法》修改的相关理念变革为中心

为了确保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近世各国立法均保留了发端于罗马法的遗嘱方式强制的传统.但严格的遗嘱方式强制却与遗嘱自由原则存在矛盾冲突.我国修改《继承法》,应当摒弃严格的遗嘱方式强制立场,而采取缓和主义.理念上应从注重遗嘱形式完整性转向注重意思表示真实性.缓和主义的进路是增加遗嘱类型的规定;废除公证遗嘱效力最高的不合理规则.对遗嘱形式要式主义的缓和方法是区分遗嘱形式中的本体要素和证据要素,降低形式瑕疵对遗嘱效力的影响.修改后的《继承法》应当对遗嘱形式欠缺的相对无效事项作出专门规定.     

日本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视点

冷战结束以来,日非关系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以主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契机,日本进一步调整并强化了对非外交.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的迫切感与务实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非洲国家力量的壮大及各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对非洲能源与市场加剧争夺的现实.日非关系的发展也将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战略议程转变与美国对盟友政策的重塑——以五眼联盟限制华为5G为例

自2016年后,美国将与中国的竞争放到了战略议程的重要位置,而科技与经济领域成了主要的侧重点。本文将以五眼联盟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国如何塑造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等同盟国在限制华为5G项目的政策选择。本文发现在美国的战略议题发生转变后,其盟国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在不同程度上配合美国,这说明美国有较强的塑造盟友政策的能力。美国的盟友基于成本-收益调整政策是其在应对华为5G项目的主要动因,这其中与美国存在相应的讨价还价,而美国也会依据这些盟国的战略价值,进行相应的回应,使其配合主要的战略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