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

2006年9月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组建起新的联合政府,开始了战后出生的政治家领导日本的新时代。政治属性上以战略派为主要特征的安倍政权产生,标志着“1955年体制”余波的消亡,日本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不断向首相官邸集中,“脱离战后”意义上的政治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自民党新老政治家之间的权力交替,新政治势力开始按照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需要,一面推进修改宪法等基本国策,一面调整自民、公明两党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安倍政权的传播政策管窥

传播政策在安倍晋三的政治经营中,兼有战术与战略的双重色彩,地位重要,受重视的程度也前所未有。安倍的传播政策阶段性特征明显。在成为自民党总裁前,安倍重在塑造“新生代政治家改革旧自民党”的形象,由此成功掌权。成为总裁及首相后,其传播重点移至更大目标,即在国际上塑造“美丽的国家——日本”。研究安倍的传播政策,需要分析组阁中安倍晋三任命的一个关键人物——传播事务首相辅佐官世耕弘成。世耕作为安倍集团的核心人物,今后将负责打造一种新型传播体制,对内推进国家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形象,为实现安倍政权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     

战后日本国家主义分析——以安倍版国家主义为中心

国家主义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潮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和独特之处。二战前,天皇制极端国家主义恶性膨胀,使东亚国家深受其害。二战结束,标志着极端国家主义彻底失败。从战后初期开始,以岸内阁为代表,实施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追求,但遭到战后民主主义的抵抗而遇挫。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立志构建"国际国家""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这是战后国家主义思潮的政治反映。小泽提出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以建设"正常国家",这是在冷战结束背景下国家主义的变种。安倍执政后,将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贯彻到内外政策当中。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既有时代性,又有复古特征,既是对当今社会思潮的反映,又是面对全球竞争的现实选择。     

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中美日因素”论析

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从"中美日因素"观点分析,日本鹰派政治家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借口,试图修改宪法,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这是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在动因。为了迎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转变的需求,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使日本成为一个可以行使武力并在军事领域协助美国发挥影响力的大国,这是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外在推力。中国的崛起导致以中美日博弈为核心的亚太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改变,日美两国共同把中国作为假想敌,遏制中国的发展,是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结构原因。"中美日因素"反映了三国互动的现实,也反映了日本自主防卫的愿望。     

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的战略走向

钓鱼岛问题不能孤立来看，而应置于东亚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大格局下审视。日本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处理上的攻防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纠葛，其牵涉面广，谋划深远。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手段，高调宣称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不计后果地依照国内法律拘留了中国船长，并乘“撞船事件”之机渲染“中国威胁论”，扩充军备，频频与美、印、韩、澳、印尼等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可见，日本在钓鱼岛事件中所图谋的是长远战略目标，即意欲通过钓鱼岛问题，强化日美同盟，联合印、韩、澳、印尼等国家，全面牵制中国，构建联手制华的C形包围圈，最终达到在政治、外交甚至军事领域遏制中国在亚洲形成超强地位的战略目标。     

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安倍内阁对华“战略对冲”政策及中国的对策思路

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及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等因素影响，安倍晋三并未像2006年首次上台那样为改善中日关系刻意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而是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并借该问题制造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还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拉拢东盟相关国家，构筑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拉美国入局牵制中国，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逼使中国就范。对此，作为中国的对策思路，亟需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运用“两手对两手”的方式，积极实施对日“反对冲”，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论日本安倍政权的政治右倾化

日本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政治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言论,力图修改和平宪法,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成为"正常国家"。其形成的原因有:东亚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美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一定程度上的纵容,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兴起,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安倍本人政治保守主义色彩。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世界、亚洲和中国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直面应对,并做出有效的反制,同时敦促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论安倍的“美丽国家”政策思想

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在2007年7月29日举行的第21次参议院选举中遭受了空前的惨败。本文认为,若透过事物的表面做深入思考,安倍的创造“美丽国家”的政策思想应是其根本原因所在。作为思想观念上的深层原因,创造“美丽国家”的政策思想在本质上并不亲近国民,明显具有推动日本“大国化”的“新国家主义”性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安倍政权的政策重点才“偏离了国民的视线”,不仅直接令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失掉了选举,而且长远来看,其影响还可能再度显现。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浅析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安倍内阁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并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

"范式均势"意指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安倍认为,中国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异质性"国家,因此日本应制衡中国崛起,最佳途径就是构筑所谓"范式均势"。为了能在其中发挥积极制衡中国的作用,安倍强调日本应大幅提升军事力量并解禁集体自卫权。此举有违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对华战略与安倍意欲实现的政治目标息息相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势将持续下去,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亦有进一步加剧之虞。     

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安倍修宪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探析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大变革的时代,日本今日的修宪与20世纪相比,在目的和作用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安倍政府将修宪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秉持强烈的"使命感",致力于实现修宪问题的"历史性突破",赋予修宪以更新的内涵、更多的功能和更重要的意义。囿于"冷战"思维,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潮流下,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部分日本政客虽身处21世纪,依然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奉为世界政治格局体系之圭臬。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交融与作用下,安倍修宪似将水到渠成。以追求"正常国家"为战略目标,以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政治夙愿的修宪行为,不仅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也将对亚太地区未来的安全形势构成一定威胁。     

“安倍经济学”的出口促进效果评析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反而由于其进口需求弹性小,使日本的贸易收支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的作用外,还因为受到美国、欧盟、中国等日本几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疲软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美、欧、中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特别是第三支箭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相信通过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带动出口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对国家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在理念上,实现了由"一国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嬗变;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权,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做铺垫;在行动层面上,日本的防务空间逐步显现"本土区域—周边有事—俯瞰全球"的自本土向全球辐射的态势。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承袭了既往的改革成果,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践行协同并进的大国化战略,并在推动国家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从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来看,日本依然面临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等困境。     

“安倍国防学”的二次政策跃进评析

"安倍国防学"——安倍在安全防卫领域的系统政策是其实现"正常大国"的主要工具之一。继2013年以颁布三份安全政策文件、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NSC,制定保密法等三大举措,实现世人关注的第一次跃进后,2014年安倍国防学又以三大举措展开了甚为关键的第二次政策跃进,即转变禁止售武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第二次跃进,从动摇国之根本——国家基本政策原则的角度上说,其意义当大于2013年的第一次跃进。它极大地加速了日本走向国防"正常化"的步伐,并与第一次跃进配套,使得日本作为军事大国的框架初步浮现、骨骼基本形成。同时可以看到,第二次跃进的每个举措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所影响,对中日安全关系产生了波及效应。     

日本“正常国家”战略与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推动下,"正常国家"论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外交、安保等领域加速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在对俄外交方面,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战略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安倍提出的对俄外交"新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思路和框架,并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出灵活性。与此同时,对俄外交"新方法"和日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安倍外交的初期成效与展望

安倍政权的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以“美丽的国家”为核心概念,其外交内涵是要摆脱“二战后体制”,走向“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安倍上任头一个月的外交局面,总体上是亮点多于阴影。特别是其对中韩两国的访问,基本上实现了扭转外交困境、磨灭在野党批判锋芒的双重目的。今后安倍外交向何处去,将取决于日本国内政局变化和对外关系演变等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