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朝关系的发展和演变

战后以来,日朝关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的非正常状态,1965年《日韩关系条约》签定,日本政府承认韩国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实际上关闭了日朝官方交往的大门。198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缓和,日朝关系也逐渐解冻,开始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但由于双方立场相距过大,虽然多次会谈,仍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进入21世纪,日本首相2次访朝,日朝关系有所进展。但日朝关系能否迅速走向正常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受到美朝关系和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制约。     

鸠山一郎在战后日苏复交中的作用

鸠山一郎作为日本战后有远见的政治家，在旧金山体系下，果敢地选择对苏调整关系的外交路线。在他执政时，积极、主动地展开日苏交涉活动，特别是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果敢地选择了暂时搁置待日后谈判解决的对策，使日苏复交得以实现。日苏复交为日本真正迈入国际社会创造了条件，鸠山一郎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试论鸠山内阁的外交战略调整——兼论“宪法改定”问题

本文以中日美实力的消长为背景，以鸠山内阁组阁以来的外交战略为研究线索，论述了鸠山内阁上台以来对外交战略的调整。其中，日美关系被鸠山内阁定位为“紧密而对等的日关关系”。其实质是以地缘政治中的中国为参照，日本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棋子的地位得以提高，借此定位以图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利益诉求。日本民主党对中国战略的调整，则从自民党传统的借美抑华，变为主要依赖构筑区域集体安全体系来确保日本的安全。而修改宪法，则成为未来中日美关系的重要变数。     

国家利益追求是促进日韩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动力——以“经济合作”的需求为视角

促进日韩邦交正常化的动力有很多,其中日韩两国在经济合作和安全保障方面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日韩最终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动力。与日韩经济合作相关的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是影响日韩会谈的重要因素。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日方始终试图避开法律上、道义上的责任问题,以经济合作的方式解决两国间的纷争,实现邦交正常化。随着美国政策转变和日韩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合作最终成为日韩关系的基本政策立脚点,日方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     

20世纪60年代初日韩关系的新变化

1961年5月16日,以朴正熙为首的韩国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国家政权。韩国“军事政权”上台以后,出于种种目的积极采取措施缓和日韩关系,致使60年代初日韩关系出现新的变化。本文对60年代初日韩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各方面原因作了初步探讨。     

日朝邦交正常化的动因、过程与前景

在东北亚国家普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的今天,日朝邦交正常化却迟迟无法达成,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朝邦交正常化历经了马拉松式的13轮谈判,仍然还有"经济协作问题","绑架日本人问题"和"核·远程导弹问题"阻碍着双方建交的达成。当前,日朝邦交正常化进程陷入困境,深刻的历史纠葛,复杂的国内政治,以及紧张动荡的东北亚国际局势都对两国邦交正常化还未解决的三大难题产生深刻的影响,日朝邦交正常化将是两国的一场长期博弈。     

美国在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的作用（1951-1965）

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1951-1965)历时长达14年之久,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尤其受到美国东北亚战略的影响。反之,日韩会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北亚冷战格局的演变。探讨美国在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的作用,可以分析美国为什么“搭台”以及如何“搭台”的。     

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及其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日韩两国在美国的推动下开始了邦交正常化谈判。但在索赔权、领土与海域等问题上尖锐对立,致使谈判持续了14年之久。目前日韩关系依然没有摆脱邦交正常化谈判遗留问题的阴影。     

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推进及结果探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不失时机地做出调整对日政策的决策，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努力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最终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为了纪念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与中华日本学会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精心筹备了名为“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情系一衣带 继往为开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学术讲演会”及《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纪念专刊》概述

情系一衣带继往为开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学术讲演会”及《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纪念专刊》概述《日本研究》编辑部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为了促进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交流与合作，加深相互间的认识和理解，中华日...     

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在战后的日本政界，存在着一股号称“台湾帮”的亲台势力。他们与蒋家父子或者与李登辉、陈水扁之辈的“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或竭力阻止中日邦交正常化，或妄图破坏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冷战结束后，尤其是鼓吹“台独”的陈水扁上台以来，“台湾帮”的活动更加活跃。台湾的“台独”势力正与日本的“台湾帮”相互应合，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新时期日本对朝鲜政策初探

今年 8月 2 1— 2 5日和 1 0月 30— 31日 ,日本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以下称朝鲜 )在东京和北京相继举行了第 1 0次、1 1次邦交正常化谈判。这两次谈判是在刚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朝韩首脑会谈后进行的。朝韩首脑会谈的成功举行 ,对日朝关系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 7月 2 7日 ,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曼谷同出席东盟地区论坛的朝鲜外务相白南舜举行了会谈。这是战后 50多年来日朝间部长级政府官员的首次接触。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表示 :“要对日朝之间的过去进行清算 ,建立新的睦邻友好关系。”在这两次谈判中 ,双方虽然各说各话 ,但…     

日苏关系的新动向及发展趋势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明显重视对日外交。近年来,戈尔巴乔夫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日频频发动外交攻势,欲松动对日关系。中曾根政权将其视为打破日苏关系僵局的极好时机,亦作出积极反应。两国间政治对话的渠道得以疏通,并且颇有扩大之势,两国经济往来也日渐活跃。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战后最冷”的日苏关系显然已经开始解冻。尽管日苏之间要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约并非易事,但是,日苏关系“由冷转暖”将对东南亚、西太平洋形势带来若干微妙影响,其发展趋势值得注意。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日苏关系

戈尔巴乔夫上台一年多来,苏联向日本发动了一系列外交攻势。先是戈尔巴乔夫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同中曾根首相“亲切交谈”,接着副外长贾丕才赴日,衔“尽全力寻求打开日苏关系的转机”之命去东京参加日苏副外长会谈。1986年1月,走马上任不久的新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正式访问日本,同中曾根首相等日本政要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小泉“破冰之旅”后的日朝关系

小泉两次访问朝鲜,打破了日朝关系的僵局,为双方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创造了条件.日朝首脑会谈的结果成为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良好开端.但至今日朝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究其原因,两国对"一揽子"解决双方之间迄今存在的所有外交悬案的诚意不足,很难打破坚冰.日朝关系仍受到国际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两国领导人经过四次的会谈磋商下一举实现的.其中日本在野党的对华外交在中日复交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华,为两国政府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促进了田中内阁迅速做出访华实现邦交的决断.     

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展望

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丁英顺冷战后，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引发了各国间关系的调整与重组。其中，日朝关系的调整动向尤为引人注目。日朝关系的不正常状态是日本的“战后处理”中主要的遗留难题。因此，实现日朝关系正...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