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后期的直閤将军与“直卫”诸职

直閤将军出现于南朝宋齐之际，孝文帝官制改革时将其引入北魏官制系统，见于《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十七年《职员令》官品表。太和二十三年《职员令》官品表中不见直閤将军，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直閤将军，其职掌閤内禁卫，负责君主贴身侍卫。此外又有直寝、直斋、直后诸“直卫”武职，地位较低，当为直閤将军之下级。直閤将军等职负责皇宫中閤内等处之护卫，保卫君主安全，在禁卫武官中处于机要地位。     

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

五燕禁卫武官制度与前、后赵相似 ,仍以继承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为主 ,其主体是领军、护军、左右卫将军 ,又有中垒、中坚、骁骑、游击将军及诸校尉 ,有类似晋制的殿中 (上 )将军。领军制度仍是五燕禁卫武官制度的核心 ,禁卫长官领军将军、中领军在五燕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燕还有类似汉代制度的郎中令和郎将 ,后燕有类似晋台之中卫将军及类似汉赵亲御郎之侍御郎、类似后赵之龙腾、类似前秦四禁将军的左、右禁将军。五燕禁卫武官制度承袭之前其它十六国政权如前、后赵和前秦的可能性更大 ,各国制度之间则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官、武官与禁卫武官释义

文、武官制之分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官僚体制发展的产物。秦及汉初,虽然官僚制度中已有现实的文官与武官存在,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官与武官分化于东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分文、武,以“文武”一词指代文武百官（包括开府文武僚佐）习见于史。武官系统中,以保卫皇帝、皇宫及京师为职能的禁卫武官尤为重要,“禁卫”（或“警卫”）一词于魏晋南北朝历史中颇为常见,即指对皇帝或皇宫的保卫。     

元嘉中期君相之争与禁卫军权

元素中期殷景仁任领、护军将军近十年,刘湛任领军将军近八年,此二人在宋文帝时期的禁卫长官中是十分关键的人物。殷景仁出身宋武帝亲信幕僚,宋文帝即位前已任高级禁卫武官左卫将军,他与宋文帝初年当政的王华、王昙首等有烟亲关系,故受到宋文帝重用,任命殷景仁担任中领军→领军将军。宋文帝的三位主要亲信大臣琅邪王氏出身的王华、王昙首、王弘相继病亡,殷景仁便成了宋文帝最倚重的心腹大臣。后刘湛接任领军将军,殷景仁则转任尚书仆射(领选)、护军将军。元嘉中期宋文帝卧疾多年,朝政主要由其弟彭城王义康掌管。以护军将军殷景仁和领军将军刘湛之争为明线、宋文帝与其弟彭城王义康君相之争为暗线,刘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斗争,禁卫军权对之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对禁卫军权的控制决定了斗争的方向和最终结果。     

宋代武官“带职”制度探析

带御器械、閤职、环卫官作为宋代武官的三种兼带职名,最初主要作为内任供职官,随着政治环境的需要,逐步发展成为外任武官兼带的职名,由此推动了武官“带职”制度的确立.此后,武官“带职”制度的发展不仅对两宋武官制度以及军事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是宋朝“驭武之术”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宋代官制中具有特殊意义.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我国历史上的弹劾制考略

弹劾,指对官吏违法失职行为的检举、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据史书记载,在我国历史上,弹劾制始于秦汉。“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又置御史大夫,为纠察之任。”(《通典·职官一》)御史大夫为御史之长,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宰相,其职责既具有中央政府秘书长的性质,又具有独立于行政长官系统以外的监察长的性质,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可见其地位之高。在御史大夫之下有御史中丞、侍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都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汉书·百官公卿表》)秦朝的地方官制中,还专设监御史,以监视郡守。汉成帝绥和元     

明代矿监税使事件中的原奏官（民）、委官及参随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往各处采矿,此后增派税使,统称“矿监税使”或“矿监税监”,简称“矿税”。奏请开矿课税的“原奏官”随之而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凡矿监税使派出,必由原奏官而起;凡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必携原奏官同往。原奏官成为万历时期矿监税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矿监税使和原奏官清一色的“京官”身份,委官和参随则复杂得多。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明代宗室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节制措施

明代宗藩制度与宗室人口增长 1.明代优待宗藩的制度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泽惠他的子孙后代,采取封王建藩制度。先后制定《昭鉴录》、《永鉴录》、《皇明祖训》等家法规范,要求作皇帝的“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做藩王的“知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他还谆谆教诫皇帝与藩王,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这种宗法封藩制度,目的为“宗社永有盘石之安,亲藩同享无疆之福。” 明朝宗室享有很高的爵位、官品和俸禄。明制宗室爵有八等,皇帝嫡长子为皇储外,其他诸子皆封为亲王;亲王嫡长子世袭亲王爵位,其余诸子皆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郡王位,其他诸子封为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玄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皆授奉国中尉爵位。     

汉简所见西汉优抚措施

西汉的优抚措施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面向全体官兵;在论功行赏的原则下,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主要包括在给立功将士的赏赐中。政府礼葬死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戍边军人家属受到优待,有可靠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汉军功爵制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优抚措施也体现出显著的等级差别,反映了西汉社会的等级性特征。     

挪威的儿童监察使——一个保护儿童和发扬人权的有用工具

童年是极为重要的人生阶段,儿童有要求获得安全感并表达意见的权利,而这个关键阶段又常常被成人所忽视。从长远看,对儿童的漠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会对国家的发展不利。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儿童福利监察使制度的国家,26年来儿童监察使作为儿童的代言人,对保护、监督和促进儿童福利并跟踪影响儿童生活的变化起到重要作用,儿童监察使制度成为保护儿童和发扬人权的有用工具,促进了挪威稳定而快速地发展。     

公司监事会职权行使障碍及其解决对策

目前我国监事会职权的行使存在很多障碍,主要包括监事会监督权的边界不清晰、监事独立性不明确以及公司监事之间利益协调机制缺失等三个方面,这些障碍严重地阻碍了监事会的功能实现。为了克服监事会职权行使的障碍,必须从制度上进行相应的变革,主要包括明晰监事会的监督权边界、完善监事会的组成制度、建立监事的独立监督权制度、完善监事会的内部管理制度以及明确监事的个人责任等。     

试析中国古代监察权运行的特点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监察制度就是值得重视而又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古代监察权的运行方面,独立、垂直的监察体制,监察权自身的完备、全面,监察官位卑却又权重,监察权的效用与皇帝个人意志密切相关等,既是其基本特点,又是当今值得总结、借鉴的重要内容.     

唐宋时期安置刑的发展变化

安置作为惩罚皇亲国戚和高级文武官员犯罪的手段出现于唐代,在唐代,安置作为流刑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主要适用于宗室、驸马等皇亲国戚。到了宋代,安置刑得到广泛使用,高级文武官员犯罪往往被安置外州。宋代安置刑的广泛使用表明宋代对于官吏犯罪的处罚力度与唐代相比大大降低。     

我国公诉权制约制度评析

为了防止公诉权滥用,我国建立了政法委协调案件制度、人大个案监督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制度。但是制约表现为任意性、单向性、片面化、地方化、权力化的特点,导致对公诉权的制约演变成干预．因此应当加以完善;     

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

北宋时期,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相当突出。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是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     

中国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

自中国新<公司法>正式确立了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之后,在中国现有二元模式公司治理结构下的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就出现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两种监督机构并存的局面,在二者发挥监督职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冲突,而要使独立董事与监事会既发挥各自的监督作用,又不至于发生冲突,应努力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之间的关系.     

蒙元时期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及影响

蒙元时期,蒙古传统的游牧家产制与中原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皇帝与中央政府想逐步推行集权制,而诸投下（即诸王、驸马、勋臣等）家产制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窝阔台灭金始、后经入元后忽必烈时期,直至元末,元廷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终未解决好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对元朝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使元代具有＂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     

明代武举新论

为了弥补保举将才制度的不足,打破世袭制对武官铨选的限制,明朝开设武举。明代武举不是开始于天顺八年。武举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对武官的铨选影响不同,弘治正德年间,武举影响甚微;嘉靖中期以后,武举的作用逐渐彰显;万历以后,武举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天启崇祯年间,武举的作用达到巅峰。虽然武举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打破武官世袭制对管事武官铨选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武举制度自身的局限和官僚集团的腐败,武举制度的推行未能对整肃武官队伍带来积极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对武举评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