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羁押场所中立化：一种双向保护——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视角的分析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由羁押性强制措施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组成,其中羁押性强制措施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剥夺,而人身自由权又是人权的核心内容,与一国保障人权的程度紧密相关,并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法治水平。以往学者关于羁押制度的研究往往倾向于大而化之的路径,从原则等抽象层面予以建构。然而这些进路通常由于过于粗犷而在技术上难以细化操作,有的甚至着眼于“打扫完屋子再请客”的方式从而在实践中更不具可行性。因此本文旨在从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视野下研究羁押场所的具体问题即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并试图探讨羁押场所中立化改革在保障人权、打击犯罪和保护公安工作三者间能否带来一种双赢的结果。     

俄罗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机制及其启示

作为对“国家尊重与保护人权”宪法精神的回应,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有关强制措施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改进,但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俄罗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我国的羁押强制措施有借鉴意义,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可以在树立人权至上观念、严格适用羁押强制措施、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监控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以提高对我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刑事强制措施适用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强制措施适用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适用数量上的羁押率高、非羁押率低,适用目的惩罚性强、保障性低,适用内容随意性强、确定性弱.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立法的不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功能的失调和侦查能力的不足以及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要改善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就必须明确适用条件、完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明确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提高侦查机关的侦查水平,建立证人保护制度.     

检察机关执行羁押制度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羁押虽不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却带有强制措施的性质。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羁押制度的执行存在许多问题。长期以来,普遍羁押、长期羁押、超期羁押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症,在全国人大组织的刑事执法大检查中,超期羁押与刑讯逼供、律师辩护难并列为突出的三大问题。实际上,实践中存在的远远不是超期羁押的问题,而是普遍羁押的问题...     

刑法视域中的羁押探究

现代意义上的“羁押”因体现刑法的时代精神和适用刑期折抵而进入刑法视域;我国第一部规制“羁押”进入刑法视域的法律是《大清新刑律》,此后的各刑法典传承了如此规制;我国刑法视域中的羁押并非仅仅为刑事诉讼中完全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还应包括非刑事的处置措施和刑罚的监禁转换而来的情形;新中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77个关于刑期折抵的司法解释同时彰显了我国司法的进步与现有羁押体制的弊端。     

我国取保候审适用的现状与出路

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应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在我国其适用率却相对较低。通过对取保候审适用率低的现状和社会原因的深入分析,明确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由此指出在人权保障、司法文明进步、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下,提高取保候审适用率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刑事拘留非紧急性候审化及其纠偏

现行羁押治理评价体系大多未纳入刑事拘留适用,为实质推进“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必要对此加以反思。功能定位层面,域外主要法治国家均在强制措施体系中严格贯彻“强制到案”与“羁押候审”二元分离,以此为标尺,我国刑事拘留呈现两者混同之双重定位,应予以澄清,并避免将拘留异化为逮捕之常规前置措施。适用场域层面,在立法规定语焉不详之情形下,应结合纵向历史解释与横向比较考察,以比例原则划定“紧急情况”为拘留适用之限制条件。立足前述层面,可以发现我国刑事拘留适用呈现“非紧急性候审化”特征,具体表现为拘留率高企、超期拘留久禁不绝、刑拘直诉大行其道。对此,应当改革拘留适用条件与期限规定、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完善非法拘留程序制裁机制,以矫正刑事拘留适用异化倾向。     

论刑事羁押的程序化--关于改革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羁押制度的失范使刑事诉讼的正当性饱受怀疑和抨击.比较分析中外刑事羁押的制度理念、制度原理和制度操作,可知我国刑事羁押制度失范的根源在于其反程序的制度化设计,从而缺乏必要的自我反省能力.在吸收西方国家刑事羁押制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通过羁押决定的司法授权和羁押的司法审查,以及通过对被羁押人参与权的保障来完善羁押制度的正当性,可以作为相关制度改革的一条新思路.     

美国逮捕制度探析

逮捕,作为强制措施当中对人身自由限制最为严重的方式,在各国的刑事程序立法当中,均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当事人主义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其针对羁押制度的相关立法贯穿了从逮捕的主体、条件、权限、具体适用程序等诸多方面,以保障人权为中心思想的判例和立法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在相关制度建设上的倾向性。保障人权和权力制衡成为美国逮捕制度的突出特点。     

试论我国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的审判前程序中，没有羁押这一强制措施，而是由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剥夺、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必然结果和当然状态，是依附于逮捕的法律后果。逮捕羁押是剥夺人身自由的最为严厉的措施，应当设立司法审查制度，保障被羁押人的基本人权，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势在必行。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侦查阶段的侦查机关所拥有的强大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合法地进行调查取证,也可以被滥用以至于侵犯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必须赋予犯罪嫌疑人必要的程序性人权,以使犯罪嫌疑人的实体人权得以保障。本文就我国目前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提出了建议。     

新刑法猥亵犯罪立法缺陷探微

新刑法新增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相对旧刑法对该罪的规定（包含在流氓罪中）,现行刑法在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方面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然而,虽然新刑法对猥亵罪进行了诸多完善,但在强制猥亵和侮辱行为不合理的并存下导致理论和司法实践诸多争议,犯罪对象的范围过窄以及猥亵犯罪中结果加重犯的处罚方面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惩治恐怖犯罪中的强制措施——基于比较法角度的分析

与传统的强制措施相比，反恐强制措施更为严厉。但由于理论基础的差别，使得不同国家采取的反恐强制措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关系到反恐强制措施设置的合理性和惩治恐怖犯罪的有效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同样承担着反恐的任务，有必要以比较的方法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反恐强制措施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反恐强制措施的设置产生有益的启示。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     

浅议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基于侦查权力有权采取一系列直接涉及公民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和健康权的强制措施。鉴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的需要,在侦查阶段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是目前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法院对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文章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证在我国建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建立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设想。     

背信罪的比较研究

背信罪是违背信任侵犯财产的犯罪。通过对中外一些刑法关于背信罪的规定的比较,揭示背信 罪的犯罪特征。为了惩罚背信罪,保护财产权,我国刑法应增设背信罪的罪名、罪状和法定刑。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日益增多。刑法虽设立了“合同诈骗”罪名 ,但由于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对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未能准确界定 ,使得一些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逃避了刑事打击 ,在客观上削弱了刑法打击犯罪、维护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从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区别、合同诈骗的各种表现形式来界定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 ,以利司法实践     

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研究

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得以较好实现的制度保障是刑事法领域的违宪审查机制,它有特定的审查范围、依据和标准。其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形式表现为宪法规范对刑罚权边界的限定及对刑事司法程序的直接控制。司法实践中,当宪法在程序法领域和实体法中的效力存在差别时,宪法文本中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宪法保留"方式的规定,可以有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得到良好落实。借鉴美国经验的合理精神,对加强我国刑事司法中宪法权利的保护有较多启示。     

风险刑法视野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律规定,集中体现了风险刑法视野下刑罚前置化、预防积极化等主张。由于我国刑法“重罪重刑”的特点较为明显,随着犯罪圈的进一步扩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一轻罪进行处罚时要格外慎重,避免刑罚权滥用,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所以,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我们要按照罪行法定原则等要求,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等相关概念予以规范,而且要明确关联犯罪的处罚原则,最大限度避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