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神》的抒情主人公

论《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李玉明一在《天狗》中，郭沫若唱道：“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了，／把我月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这个“我”——《女神》的抒情主人公展露出两种倾向...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胡适没有受到意象派的真正影响——兼论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原因

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新诗革命是中西方诗歌史上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前者是诗的技术的小改良,后者是诗的文体的大革命。意象派运动在诗的内容的世俗化和诗体的自由化上,确实影响了胡适及中国的新诗革命。但是胡适所受的影响远远没有通行的观念认为的那么巨大。胡适的“八事”与意象派的“三条原则”和“六条原理”都有巨大差异。中国的国情和胡适做人做学问的个性使他夸大了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及诗体解放的程度,故意忽视意象派的精髓:高度重视偏重于图像而非象征的意象、清晰和有力兼顾的凝炼和适当保留格律形式的诗的音乐性。意象主义的“意象”与中国的“意象”颇异,im agism更应该译为“意像主义”或“具象主义”而不是“意象主义”。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上)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歌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中国新诗前30年现代主义的流变

象征主义诗歌在20年代的崛起,符合中国新诗内部规律的发展和演变.本世纪新文学发轫的标志之一,就是白话诗运动的提倡.承继着清末黄遵宪“我手写吾口”的“诗界革命”精神,胡适进一步提出从“文的形式”方面下手,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因为“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缚束精神的枷锁镣铐.”基于这一认识.胡适倡导“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乎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谈新诗》). 正是基于与古典诗歌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胡适开始了白话诗的“实验”.1920年3月,《尝试2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奠定了他新诗创始人的地位.胡适在毁誉参半的文学论争中开了一代风气,继而经过康白情、俞平伯、刘大白、刘半农、汪静之、冰心等人的响应和共同参与,新诗经过了一场“语言革命”,确立了白话的正宗地位.     

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作诗很早,他曾说一九一三年是“我的诗的觉醒时期”;到了一九一六年的夏秋之交,他作诗的欲望就“真正地发生了出来”。从此,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同志首次发表的新诗是什么呢?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其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     

天山下的爱国主义之歌——读黎·木塔里甫的《中国》

《中国》这首诗是黎·木塔里甫在1938年10月写的,当时他只有16岁,他在这首诗里显示出来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才华,不能不令人惊叹。诗的起句,就很有特色:中国!中国!你就是我的故乡!“中国!”“中国!”各占一行。这种深情、坚定的呼唤,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沉的挚爱和做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他旗帜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论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新诗体制初创,经历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而更具典型意义.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郭沫若的创作及其“典型化”、“爱国诗”及其现代伦理意识、“五卅运动”的分界线与“国家主题”的发展、“革命诗歌”的“国家主题”四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2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废名的诗与禅

废名的诗与禅有难解的因缘,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废名小说创作的质与量远在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之上,然而渗透在他小说中的却是诗的精魂。他“写小说却象蒸溜诗意,一清如水”。废名曾自道写小说是“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探究诗人的废名,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作为文学家全人的废名,更深一步透视废名的诗化小说,也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寻得某些启示。上篇:精神的“逍遥游”废名的诗歌主要创作于三十年代。在新诗史上,他被认为是一位具有现代主义诗风的诗人。废名的诗不象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表现的多是雨巷中寻梦的寂寞惆怅与彳亍于街头的凄惋迷惘,他不焦不躁,内心宁     

论20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诗的形体建设

2 0世纪前半叶是现代汉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特别是加强了视觉形式 ,即诗的建筑美建设。汉字是最具有视觉形象感的文字。“建筑美”是新诗从打破旧诗格律形式的革命中进行现代汉语诗体重建的重要内容。 1 92 6年是最重要的新诗形体建设年。重视诗的形体是新诗摆脱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等非诗因素的束缚 ,回归艺术本体的重要行为 ,是新诗真正成为“诗”的重要手段 ,使诗的审美性、艺术性得到体现。新诗的形体建设受到抗战的巨大影响 ,但并没有消亡。抗战时期诗的审美性写作及诗的形体建设滞后可以理解。现代新诗的形体建设之路曲折     

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陆耀东

问:您认为中国现代诗歌成就如何?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居于何种地位? 答:“中国现代诗歌”包含旧体诗和新诗,今天我想单就新诗谈谈。在中国诗史的长河中,新诗的出现,无疑是一次大革命。新诗几十年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仅以前30年而论,出现了一批诗意浓、艺术水平很高的佳品,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田间、冯至、戴望舒及“七月”、“九叶”诗人等,每人都有几首以至十几首不朽佳品,至于有一二首传世之作的诗人,那就更多了。我这样说,也许一些同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