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论鬼神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

鬼神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源远流长,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思想元素之一,它既反映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蕴涵着对建构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的思想路径和基本原则。中国的鬼神观念源于原始社会,在中国社会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思想格局中,又具有各自的特征。其中,儒家的鬼神观念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而道家,确切地说是道教的鬼神观念主要是超凡脱俗的神仙思想,而佛教除了佛、菩萨等观念外,宣扬生死轮回,其中轮回中有"阿修罗"和"饿鬼",而禅宗则宣扬一种超脱烦恼的自在佛。     

论两汉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两汉时期,水灾频繁,史书明确记载的有92次,平均每4年多就发生一次,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关于汉代水灾的成因,有溃决型、漫溢型、降雨型、海啸型和山洪型等类型。在水灾发生后,两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赈济措施,主要有减免赋税、赈贷、移民就食、死亡赈济、灾后补种和节约开支等。以此缓和矛盾,保障民生,维护统治。     

汉代画像石研究综述

汉代画像石的最早研究是对汉画像石的收集和著录 ,随着汉代画像石墓的大量发掘 ,画像石的数量日益增多 ,研究汉代画像石的高水平论著不断面世 ,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映了汉代人的鬼神信仰和理想追求 ,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诸方面提供了丰富而又重要的实物资料 ,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漏     

汉代的方士与“郊祀乐”

<正>在对鬼神的祭祀过程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由于音乐向来就被视为沟通天人的最好工具,所以祭祀之乐必以盛大、瑰丽为最,这从汉武帝时的《郊祀歌》十九章中可见一斑。在汉代人生死观念的支配下,人的死亡往往被视为通向天堂征程的开始,人们对亡者的崇敬之情,绝不亚于祀神求仙时对仙人的崇拜。所以,在丧葬仪式中举行盛大的娱乐性歌舞表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逐渐趋于程式化和制度化。所以,汉代郊祀乐的产生与道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完成这一联系的纽带便是汉代的方士活动。     

“君子止有事人、知生学问”——陆世仪与明清之际儒家生死、鬼神论的新动向

明清之际的名儒陆世仪致力于扭转晚明以来儒者过于重视死后世界和鬼神报应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他反对以死后的审判和轮回解释果报,并主张在世俗伦理的限度内解释祭礼。不过,他对晚明思想也有继承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他并不否认果报观念本身,也不否认鬼神可以独立存在于人心之外。正是这种与晚明思想的连续性,导致他并未完全回归宋代理学的传统。不仅如此,他对理学以阴阳为鬼神等主张还持批判态度,这和当时或稍后的不少儒者是颇为一致的。这些都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家在生死、鬼神论领域的新动向。     

论《墨子·墨语》墨家后学之鬼神观

《墨语》诸篇大体上反映了墨家后学的观念。与《明鬼》等篇相较,《墨语》对于鬼神之有无及其明知与否的问题在观点与论证方式上作了较大的转变或演进:对于"鬼神之有",《墨语》主要是通过对儒者的驳斥来展现和维护的;对于"鬼神之明知",墨氏后学则充满了怀疑;《墨语》对"厚葬"的观念几乎未作批评,这与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行为是一致的;墨家后学之鬼神观在目的上更加突出生人之利,在内容上则着重以"健康"作为祭祀及为义活动的意义所在。墨氏后学从对于魂魄实体的关注转而对肉体的健康产生深度的忧虑,这很可能受到阴阳哲学的"生命"观的严重影响。墨术废而不传,当与墨家后学鬼神观有较大关联。     

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探析孔子的鬼神观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向来被理解为孔子不信鬼神,或怀疑鬼神的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孔子时代,鬼神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它与祭礼联系在一起,也是宗教政治实践问题.孔子儒家特重祭礼,以为祭祀可以报答天地鬼神给人的恩惠:赋予生命、尊卑秩序等等,同时又可用它强化对国与家的治理.正因如此,孔子与祭总是保持敬慎肃穆的态度.对于他和儒家来说,根本否定鬼神的存在是不可接受的.受春秋时代鬼神观念变化的影响,孔子一般不正面谈论鬼神之事,但这不代表他怀疑鬼神的存在.因此孔子的话只能理解为如何正确事鬼神,即事鬼神从事人做起,而不是否定鬼神.历代儒者对此语的解释分析,也充分证明了这点.     

藏传佛教对蒙古族民间宗教的影响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过程中与蒙古族的民间宗教相结合 ,并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腾格里神 (天神 )崇拜、灵魂观念或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火神崇拜、山神以及“敖包”崇拜等 ,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 ,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或被佛教化     

论孔子的鬼神观

孔子是否具有鬼神崇拜观念 ,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 ,孔子在这方面已完全“净化” ,是春秋时期理性唯物主义者的代表。笔者以为此说不妥。本文试图将孔子思想置入周代文化背景中对其鬼神观进行重新考察 ,并肯定了孔子是具有鬼神崇拜观念的。     

“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简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汉族丧歌与巴人土家丧歌的比较研究

汉族丧歌和巴人土家丧歌的起源、演化和发展都受到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和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汉族丧歌在西汉时由于官方的介入,纳入了仪礼的范畴,因而进入上层社会,由于大量的文人参与,致使产生了很大变化;巴人土家族由于长期信仰民间巫术、白虎崇拜习俗而使土家丧歌变化较慢,相对保持稳定。     

史记丹青——和林格尔两座壁画墓的比较研究

在和林格尔县发现的分别属于东汉和北魏时期的两座壁画墓,为东汉晚期到北魏早期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两座墓葬壁画所反映的主题、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关系,折射出从东汉晚期到北魏早期的文化特征、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的传承和变迁。     

荀彧父子的政治取向与汉魏局势变动关系之研究

在汉魏更迭之际，门阀世族开始崛起，他们的政治取向对当时政治局势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当时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荀或父子功业和政治命运的分析，论述了荀或悲剧政治命运的根源和荀颉追逐个人利益的真实目的，昭示了那个时代世族政治信念的变迁、政治人格的变化与政权更迭的直接关系。     

汉代诏书与民生问题研究

汉代皇帝诏书中有很多是关注民生问题的,按内容可分为若干类,根据不同时期某类诏书数量的多寡,可推知不同时期诏书关注民生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大致而言西汉前期皇帝比较关注农业和刑罚吏治问题,后期赦诏和求言选贤诏较多;东汉诏书较多关注刑罚吏治问题,东汉中后期赈济灾贫的诏书较多。皇帝诏书发挥的作用,取决于诏书本身的内容,更取决于官吏对诏书的贯彻执行。影响皇帝发布关注民生诏书的思想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神佑有德者的观念、对上古帝王德治境界描述的信仰、对阴阳灾异学说的信仰。     

浅析汉画中的酒文化

酒文化在我国渊源流长 ,汉画中反映汉代酒文化的画像甚多 ,主要画像有酿酒、沽酒、饮酒等。出现在画像中的常用酒具有壶、樽、卣、勺、耳杯等。酒令的种类有投壶、六博、猜拳等。酒的用途主要可分为自娱、待客、祭祖祀神以及逐疫驱鬼数种     

东汉洛阳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年表

在作为东汉王朝都城的166年中,洛阳发生了102次自然灾害,而在此后的30年里没有一次灾害记录。洛阳的灾害记录约占同期全国灾害记录的四分之一,说明灾害记录具有极其强烈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东汉洛阳自然灾害的种类齐全,除霜灾外,可谓是众灾毕至。位居次数多、为祸烈前三位的灾种为地震、水灾、旱灾。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道教“道”理念的理论来源探讨

道教以"道"名教,最高信仰即为"道"。它的"道"理念的理论资源十分复杂,吸收了阴阳家、佛家、儒家等派的有关理论,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先秦的道家到汉代的黄老道家的道论。道教又是以长生成仙为修道的最高追求,所以它又以民间巫术、方士方术、神仙传说、符箓咒语等对道家的道论进行了宗教化改造,从而建立起自己教派的"道"观念,确立了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