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理论原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点评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３８４——前３２２年）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学家，在西方政治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然而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两千多年以来却颇有歧见，本文无意在诸多不同意见中再添一种，而是想透过对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政治学》的分析，来探讨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及其意义。一、《政治学》一书的结构和主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共八卷，该书并非一部完整的著作，而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根据其不同时期的讲稿汇编而成的，因此该书各卷的内容不尽完整，顺序也不尽连贯。《政治学》一书的结构一直是一个有…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与中国经济学创见

为了回顾与总结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与贡献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与广东经济出版社联合开展了“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 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遴选活动 ,最后选出 10本著作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马寅初《新人口论》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于光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 ;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蒋一苇《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 ;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了深入研讨 10本堪称中国经济发展里程碑著作的内在价值、历史作用和意义 ,2 0 0 0年 4月下旬 ,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江苏省委党校、广东经济出版社等多家单位在南京联合召开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本经济学著作”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中青年学者共聚一堂 ,就这 10本著作的学术地位及其对中国近五十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进行了探讨。 10本著作再现了我国经济发展建设所走过的艰难曲折历程 ,凝结了共和国 5 0年经济学说精华。本刊从本期开始 ,以收稿先后为序 ,对 10本书中的代表性论点摘要陆续刊发。     

宗庙礼制与汉代政治

皇室宗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礼制建筑 ,其中的礼制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从西汉末年元帝时期开始的“庙制改革”入手 ,详细回顾了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学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     

地主经济与汉代社会经济结构

关于汉代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史学界正在开展讨论,意见很不一致。这些意见大体上分为国有经济说、小农经济说、地主经济说。笔者同意地主经济说。“经济结构”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从狭义上理解,即何种所有制形式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由于地主经济在汉代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它便构成了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此外,主张汉代为奴隶社会的同志,以为榨取耕奴剩余劳动的形态,是汉代的经济结构。笔者就此已有另文加以评论,不再赘述。     

汉代的农业经济循环论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我曾将先秦农业经济循环学说的内容,它的不科学性和它所反映的某些可取因素,作了一些分析。并提到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由于在先秦部分不便阐述汉代的经济思想,故未加论列。事实上,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经济循环的论述,大都见于汉人的著作。     

以经治国与汉代经济

汉代是儒家经学的兴盛时期。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统治者以经治国,经学曾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汉代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它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反映到经济思想上,又表现在经济政策中,对汉代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起了制约作用。要深入研究以经治国和汉代经济,就不能不对它的有关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一、经济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

“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四库全书提要》则称“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汉代学者张衡认为:“立言于前,有徵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由此可知,谶应是指某些应验的预言。实际上,预决人事吉凶的预言古已有之。《史记·赵世家》所记“秦谶”以及公元前513年(晋顷公13年)的“赵谶”都是有关“谶”的早期记载。只是到了汉代,谶言才泛滥成灾,且直接介入政治,即成为“所谓降自神灵,预决吉凶的启示。是一些人假借‘天神’的意志,用模棱两可的文字编造的,为实现某些政治目的服务的预言。”谶于其时与纬相结合,附于纬书,从而找到自己表达的最佳形式。纬是相对于经而言。《释名·释典艺》云:“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即“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因此,纬是依傍经而生,同时又是对经书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因与谶的结合和后人的神秘附会而显得宗教神学色彩颇为浓厚。虽然纬书对儒家经书的解释并非全部失真,但它把儒家入世的关于人伦情理的经典理论进行神秘的、神化的和宗教的解释,无疑为统治者和政治投机者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提供了经学依据。谶与纬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儒学走向神秘化、     

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情结——从汉代散文管窥

汉代文人有着深厚的政治情结,他们积极地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该文主要根据他们的散文创作来具体分析这种现象,并详细阐述了其产生的原因.     

南社现象与南社精神原论

南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数最多、 活动时间最长、 活动范围最广泛的文学社团. 南社由中国同盟会会员发起, 自成立之初便高举文学与革命的大旗, 为辛亥革命呐喊, 为推翻旧制度、 建立新制度助威. 南社虽然规模大、 成绩丰, 但它实为一个民间性质的组织, 有着民间社团的特性. 然而, 南社的功绩和意义却远远超过任何时代的民间组织. 南社文学也因其特定内涵, 其所承载的意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其社团所彰显出的时代精神与历史价值, 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 南社虽已远去, 但精神犹存. 今天重新探讨南社现象与南社精神, 对于更好地研究南社、 研究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思索未来文学之路, 大有禆益.     

“清”美文化原论

本文旨在考察作为文化和诗学范畴的“清”的原生意义。从新出土文献与经典文本的相互印证入手 ,通过辨析古人“水原”型思维、素白美心理、公理信仰及“风”诗传统的早期历史形态 ,分别揭示“水镜”玄鉴、冰玉意象、“死直”人格及“危言”讽谏等作为中国传统“清”美文化之原生内容的生成机制 ,并从中提炼出公理信仰、纯洁人格和平静心态三者的结合为“清”美思想的逻辑起点。     

论汉代江西经济的发展

论汉代江西经济的发展刘良群关于汉代江西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许多学者虽未直接论述，但从其对汉代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评价中可知是甚低的，认为汉代江淮以南地区经济尚未得到开发。“而江难以南铁工具使用尚不普遍，江淮以南又多丘陵、多薮泽，若没有锋利的铁工具是...     

汉代对岭南的经济政策

汉代是岭南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汉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岭南的开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根据不同时期制订了不同的措施,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本文试图探索汉政府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客,施行效果及其影响,希望能从历史的反思中找到新的启迪和教训。一、“以越治越”的经济自理策略秦末农民起义的时候,赵佗在岭南地区拥兵自立,建立南越国,自称南粤武王。汉初,刘邦为了统一全国,加强封建统治,发展南方经济,制定了经略岭南的政策。这就是承认赵     

赦令与汉代政治的良性运行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汉代星官体系及其政治功能探析

汉代星占家比附人间社会的官僚体制,构建了以"太一"为核心的完整的星官体系,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氛围下,星官占辞的政治内涵极其复杂,包括帝王的德行表现、国家治乱、君臣关系、农业生产的丰教、自然灾害及战争的胜负等方面。两汉王朝的职官设置、都城和宫殿的营造都要参照上天星象。异常星象还是帝王消除异己势力,维护统治权威和官吏、儒生褒贬时政,阐述政治改革诉求的重要工具。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汉代政治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嬗变

在汉代,随着政治文化的发展,政治功利文学观、娱乐文学观、抒情文学观呈阶段性发展。三种文学观以文人对政事的积极参与和统治者借文学以资娱乐为桥梁交融互渗。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汉代尊孔的政治文化意向探析

<正> 众所周知,汉代的尊孔,往往被概括为汉家“定儒术于一尊”。但是,这恰恰掩盖了问题的繁复性。深究起来,汉代的尊孔实在是一个饶富兴味的课题:汉家对尊孔的承诺的信度如何?尊孔是官方单向的意愿吗?尊孔具体表达了怎样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史称汉唐盛世,而尊孔与汉家政治的成功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可以肯定,这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对孔圣教义信仰与否的问题。汉儒有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由此可见,在汉儒的信念中,《春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汉画“周公辅成王”与汉代政治

以"周公辅成王"为题材的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等地。周公辅成王的史实涉及幼主、权臣、宗室三个方面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周公就已被视为圣人。西汉时期,霍光和王莽都曾在政治上效法周公。霍光是比附周公的正面典型,而王莽则是假托周公的反面例子。到了东汉,官方更突出周公"圣师"的地位,并与兴学重教结合起来。"周公辅成王"汉画在东汉的出现与两汉的政治分不开,也同鲁地信仰周公的传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