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论生态的社会治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解读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撼动人类生存家园的全球性难题,但是,生态恶化并未因学术理论界的疾呼而得到有效遏制.本文试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社会治理理论解读当代生态热的得失,并时中国的生态治理方案作了初步探讨.提出生态的社会治理是中国走出生态困境的根本路径.     

跨国公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分析

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是多种行为主体跨越国界的共同参与过程。从过程的视角来看,跨国公民社会的组织特征使得其在治理目标的取向、治理机制的运作和治理结果的实现等环节呈现出独特的优势,从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组织性质和构成也使得跨国公民社会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歧异化和内部参与不足等局限性。针对跨国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局限性及其原因,可以在推进跨国公民社会的非地方化、培育社会资本和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方面加以努力,以便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公民社会发展呈现历时性和空间性特征,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阐述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合理性。     

学习型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中国当下的境遇呈现出现代性追求、转轨(从中央计划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后现代性三者的缠绕状态。现代科学知识和它支撑的国家威权一并衰落,导致伦理亏空、价值观丧失、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困难重重,社会冲突缺少化解机制,现代国家日益面临合法化危机。对话、交往以求在各种矛盾歧异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中达成最大可能的“交叠共识”,以及从传统中寻求智慧才是可能的出路。这期间,个人和公民社会尤其是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府的构建就是新形势下寻求合法性的一种有效的努力。     

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

公民社会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公民社会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古老的概念。随着时间推移,公民社会具有不同含义。对于转型中的我国而言,我们的社会制度背景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公民社会不言而喻的制度背景,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前提。这样就可能出现,我们在说公民社会的时候,不同人会有不同理解的情况。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治理与善治：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它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凸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行性,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     

论NGOs的发展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

文章认为当今世界迎来了一个NGOs全球行动的时代，NGOs所开展的全球服务在提供公民福利与社会服务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以及在形成全球公民社会的进程中的重大贡献。特别指出了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全球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很多普世性的价值。并指出了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时代，应该积极鼓励与推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生态危机:特征、根源及治理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疯狂掠夺自然、攫取财富,肆无忌惮地污染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引起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具有人为性、潜伏性和全球性等主要特征,价值异化、技术异化、制度异化、消费异化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使人们开始深刻反思工业革命,积极进行生态危机的治理。生态危机的治理需要进行全面、整体、系统的顶层设计,绿色观念是生态危机治理的基础,技术创新是生态危机治理的支撑,制度建设是生态危机治理的保障,法律法规是生态危机治理的硬约束,文化塑造是生态危机治理的软环境。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从危机到可持续:城市社会的生态型塑

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城市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人类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生态型城市社会模式的提出是现代城市走出危机走向可持续的理性回归.生态型城市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和谐互动、共存共荣的社会形态,是未来人类理想的住居空间.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的发展是基本规律协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社会生态化是包括经济、社会、科技、自然和环境在内的全面改善与整体协调.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生态学理论,提出了城市社会生态化、城市经济生态化、城市人居生态化、城市交通生态化和城市环境生态化"五位一体"协同作用的城市生态型塑路径.     

民法上安全原则的确立与展开:以风险社会治理转型为视角

《民法典》的体系确立和内容创新既反映了现有民法学理论和民商事实践的成果,还反映了立法者对现代社会的理性回应,即民法应当回应法律主体对“安全”的制度需求。从离婚冷静期的增设到个人信息权益的确认,民法制度的变化实际上蕴含了民法发展史中常被忽略或被其他概念涵盖的重要原则,即安全原则。这并非学理层面的空谈之论,欧盟早在《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中就明确提及了“安全原则”概念。与平等原则、自愿原则等传统民法基本原则不同,安全原则是以安全法益为核心的框架性功能原则,基于“行为安全—心理安全—过程安全”的三层结构,在民法体系内部和外部均产生“规则事域化”的指向性影响,一是规则重心从“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二是传统法律主体、客体的类型有所扩张。     

公民社会理论之困境

作为政治社会学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社会理论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各国学者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对公民社会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虽然理论界认可的公民社会理论具有构成要素及价值上的共同基础,然而,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存在着众多理论及实践上的困境。一是公民社会理论构建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结构性问题。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自身内涵的局限性造成外延上的逻辑冲突,而非政府组织在实现自治并形成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过程中,由于其内部的科层结构以及外部对国家的依赖很难实现其应然目的。二是公民社会理论价值方面存在严重弊端,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多元主义理论的缺陷。占有性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所阐述的人性的缺陷和精英多元主义对公民社会理论的构建造成严重障碍。三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实现要素受到国家主义的干涉。国家和社会的划分问题至今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治理危机及趋向--以公民权利为视角

当前,作为公民社会权利的重要制度保障,福利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其中日益推进的全球化进程无疑是造成福利国家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化不仅使市场领域不断扩张,侵蚀着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也从根本意义上削弱了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经济、政治基础,冲破了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范围界限。面临困境,福利国家只能在其原有体制框架的基础上作出适应全球化的制度调整。     

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区域,德语中的市民社会与英语世界的市民社会概念涵义存在着歧义,并非完全同一。相对于德语语境来说,发端于英法等国的市民社会概念是携带着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的,而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还存在着历史文化意识在其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附着在国家之中的,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德国文化意识的统一体。     

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应对策略

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对于正确制定应对生态危机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生态危机却不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可以明白,西方的生态危机根源于人与自然对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只要这种思维模式存在,生态危机必然会发生。而中国的生态危机,则根源于采用了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应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必须抛弃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必须抛弃西方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对于应对生态危机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生态危机语境中的生态文学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和日益低靡的文学环境,生态文学已成为必然。而中西方文学共同的启蒙载体——神话无疑成为这一思潮的原动力。本文从中西神话,生态危机、及生态文学的源起和现状等方面对这一思潮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