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论戴震《屈原赋注》的文学观点

学术界一般认为,考据学家与文学家治学异途,各有长短,无人能够兼而善之.,事实上,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体现出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视.其<屈原赋注>极力推崇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表现了考据学者的文学评论现点.     

戴震文章四面观

《辞海》“戴震”条,只说东原“深通天文、历算、史地、音韵、训诂、考据等学……对经学、语言学有卓越贡献。”而我还要说:“哲学家戴震是当之无愧的文章家”。之所以执意要说这句话,是出于下面几点原因的: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略论戴震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一代朴学大师。他在哲学、音韵、文字训治、考据、名物以及天文、数学、律历、力学、机械等领域都曾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又是与他的科学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分不开的。本文就此谈几点体会，不足之处，尚望方家指正。一、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是戴震治学的基本精神。段玉裁曾说道：“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戴东原集序》）戴震友人钱大听也说：“先生……由声音、文字…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

清初学界,名家并起,群星灿烂。综观当时学术趋向,大致有三端:旧有的理学以及新起与理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和考据之学。事功之学与考据学是有矛盾的,但在批判理学的活动中,两者却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思想家们为解决“当世之务”,常常要到古代经、子中寻找救弊之方,因而考据方法就成为征古通今的桥梁。顾炎武是当时这种学术路径的代表人物之一。     

戴震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戴震着重探讨了人的基本生存要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对人欲、人情的研究。他提出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尊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自主创造力,并由此生发开去,论述了统治者的为治之道。在史学观上,戴震强调治史要重视经国济世,务求切于民用,同时又极为重视考证,他的史学见解,正是求实而又致用的结合。在治学方法上,戴震始终坚持考证与阐发思想的统一。他在治学中常用的因经求道与即事言理、比较分析与归纳类别、广参互证与“思之贯通”等方法,说明他既能运用考据的手段,又能超越这一手段,不满足于断章零句的解决,而能贯通群经,善于发明义理,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国家权力的消长

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的此长彼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伴随着自身力量的日益强大,跨国公司向国家权力发起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挑战。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综合实力不同的国家,同跨国公司的关系、受跨国公司权力的影响也不同。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权力几乎是同步增长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既因跨国公司本身的性能、战略、作风而异,也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体制、政策、环境密切相关。     

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

文章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本质。通过对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表象及生成原因的分析,认为城市化不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如果仅把提高城市化率当作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新的“二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边是少数富人,另一边则是穷人,而这是有违城市化初衷的。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辽金文学研究与宋元文学研究

辽金先后与两宋并列对峙, 辽金文学后来又融入元代文学之中, 这是辽金文学独特的外部文学环境。因而, 将宋辽金元四代文学综合在一起研究, 不仅有利于拓展辽金文学研究的领域, 还能揭示宋元文学中的有关问题, 对推动宋元文学研究有突出的建设性意义。一、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金代文学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相隔遥远, 两者之间交流不多。但在有限的交流中, 可以看出两者的联系。由于两者水平颇为悬殊, 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由高向低———由北宋向辽国———的输入。这种输入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图书、典籍的传播。使辽归来的苏辙曾上书朝廷, …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从成熟形态的视角出发,江南地区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是江南在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文化上的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江南的当代形态.对江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知识经济与广州城市性质功能定位

本文认为,面对２１ 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广州城市性质与功能的定位必然产生变化。广州要发展,必须发展知识经济,确立由４ 个系统组成的广州知识经济创新体系,确立教育和科技产业成为知识经济产业的一个支柱部门,成为广州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为此,广州城市性质与功能应该定位为华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教育科技城和以知识经济产业为主体的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国内外足球运动员技战术素养的比较研究

从移情作用的概念出发,首先阐述了对移情作用的认知,接着进一步从认识社会和跨文化交流方面论述移情作用的重要性。移情是美学研究中很重要的概念,推及到其他方面也可以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在此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     

国内外足球运动员技战术素养的比较研究

在当今世界足球发展过程中,人们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现代足球是一个整体的足球"、也在"更高、更快、更强"。对国外和国内足球运动员技战术素养的比较研究表明:球员拥有良好的技战术素养是取得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