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Hsieh和Klenow提出了一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模型,龚关和胡关亮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文章在龚关和胡关亮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只与行业有关的假设,构建了一个新的异质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然后结合企业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劳动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根据Olley和Pakes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并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1-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4.93%;由于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的双重下降,2007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就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看,中西部地区越来越高,而东部地区越来越低。     

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非参数Mali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研究表明,1998—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9．9％：行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变化显著,技术效率变化不大;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显著因素。     

旅行社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研究——基于2001～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我国旅行社行业2001～2010年的省际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测算、评价,结果表明:我国旅行社行业省际技术效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损失严重,省际技术效率水平的区域分布呈现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的特征;旅行社行业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整体下滑趋势,技术退步是其主要原因,具体到各个地区,西部旅行社因为技术效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改善,东部、中部的旅行社因为技术效率提高幅度较小,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看我国电信改革成效

本文通过对1990年至2003年我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测算,探索我国电信行业的生产效率状况,发现目前TFP对整个产出增长率的贡献还不到三成,当前的发展方式主要还是基于投入增长的粗放式经营。文章还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电信业四次重大改革的成败。     

上游行业垄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供应链视角系统考察了上游行业垄断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该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负面效应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及资本配置不足的企业;机制检验进一步指出,上游垄断会通过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一渠道来抑制其生产率的提高。上述结果表明,忽视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会低估“上游垄断、下游竞争”市场格局对企业生产率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打破上游行业的垄断局面、巩固深化下游行业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市场活力和促进上下游行业间互动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我国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测算与变动研究

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2003—2011年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从而得出我国制造业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从2003—2011年期间,制造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率为8%,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为4.9%,技术效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9%,由此看来,9年来在影响30个制造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素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同时起到作用,技术进步的效果稍加显著。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经济转型期的经验研究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估算了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2001-2009年制造业31个两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并比较了不考虑环境因素影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各项指标都呈现出增长趋势;相比较不考虑环境因素而言,在正确考虑环境管制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提高,而且对生产率的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还是技术进步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深化、行业规模、研发投入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轻、重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的发展

论文系统地介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及其研究意义,建立了煤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模型,首次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与各效率效益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据此指出了煤炭企业的经营战略,并结合实例进行了测算与分析。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研究

结合“新”新经济地理学,测度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异质性特征和趋势,并构建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及细分行业集聚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探索其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高质量增长方面尚存在短板且呈现异质性,存在内部效率结构不均衡、技术进步不足、技术生产率低下、规模效益尚未形成、有效供给不足、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为滞后等问题。(2)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依然存在粗放型、滞后性的特征,各行业间异质性较大呈现出非均衡现象,各行业均由于技术效率水平影响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程度的上升对城市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呈现出“倒U”型关系,需要引导各要素形成技术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引领作用和结构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     

论制度性壁垒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

我国电信行业的垄断是由于存在制度性进入壁垒而形成的人为垄断.这种制度性进入壁垒在经济全球化、全球电信趋势一体化的今天,将成为电信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桎梏.因此,中国电信业要走向竞争,首先必须破除制度性进入壁垒.     

西方竞争性电信市场的实现途径及其启示

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维护主体电信企业运营效率、防止竞争非效率,是西方国家成功实现电信市场由垄断转变为竞争的主要途径。我国目前的电信改革应把重点放在营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上,既要采取措施限制主体电信企业的垄断势力;又要维护其运营效率,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防止过度竞争和低效率的竞争。     

电信网络互联定价的经济学分析

在不存在价格规制条件下 ,当运营商非合作确定服务价格与互联价格时 ,由于运营商双边垄断地位造成价格双重加成 ,最终服务价格将超过垄断价格 ;当双方合谋时 ,由于消除了双重加成 ,厂商获取垄断利润。鉴于运营商垄断定价造成市场效率损失 ,要求实施价格规制。在规制定价条件下 ,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政府制定互联价格等于终接成本 ,服务价格等于运营商理解到的边际成本     

我国电信产业寡头垄断合谋研究——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两大集团《合作协议》为例

运用产业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两大集团《合作协议》为例,分别从六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双寡头合谋行为的危害和成因,提出了打破寡头合谋的路径选择：一是通过准入管制,强制垄断者提供已有网络的互联权;二是开展全业务经营;三是实行不对称管制;四是建立独立的电信规制机构,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管理局”;五是倾听用户意见,保护消费者利益;六是倡导竞争合作,实现运营商的共赢。     

基于网络外部性的电信运营业竞争特性研究

文章从电信运营业的网络特性、成本特性、资源特性等方面阐述了电信运营业特有的垄断基础.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有电信业特色的市场竞争从中央到地方逐层展开.电信业如何维持公平竞争以求良性发展,互联互通问题是关键所在.     

中国电信资费管制问题与方法研究

国内外对电信资费管制有许多的研究,有相关的理论支撑。本文通过对我国电信资费诸多问题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的电信资费管制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针对我国电信资费管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建立了电信产业的社会福利模型,提出了垄断阶段、自由竞争阶段的资费管制策略与方法,并对相关问题如信息租金、资费结构和实施普遍服务策略进行了讨论。     

中国电信“拆分”行为法理分析——从反垄断视角阐释

“拆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电信业反垄断的救济措施，从行政法角度分析，拆分是一种政府行为，体现了政府管理市场的经济职能；从公司法角度分析，拆分于某些情况下等同于公司法上的“分立”，与“合并”相对应；从反垄断法角度分析，拆分是一种反垄断的救济措施，中国电信的三次“拆分”推动了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但仍亟需反垄断法和电信法的出台。     

关于电信资费管制理论的几点思考

电信资费管制问题始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电信业特性的阐述,讨论了电信产业自然垄断的属性,将电信网间互联资费的管制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行了论述。并就所讨论问题引出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商业银行垄断程度的判断与充分竞争的对策

随着金融市场开放与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商业银行数量规模与资产规模迅速扩大,但在存贷利率受到管制的垄断市场中商业银行之间的不当竞争也导致整个行业陷入系统风险扩大而企业绩效下滑的困境中。要使商业银行突破发展困境并得到健康发展,必须在强化商业银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推进利率市场化,放松资金定价的严格限制,逐步打破银行体系的垄断格局,建立和维持一种具有合理垄断与竞争性质的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既保证商业银行有效的竞争,又突出商业银行适度集中的特点,进而推进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港澳发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制度效率比较及启示

澳门与香港的制度形式相似,实质则不同.在制度所涉及的产权制度、政府权威及法制状况等重要方面,澳门的制度效率及制度创新均同香港有着重大的差距,这也是导致两地经济差距悬殊的根本性原因.在产权制度方面,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优于澳门的"基本不干预"政策;香港的土地政府垄断不排斥经营上的自由竞争,而澳门的赌业垄断专营则窒息了该行业的竞争与活力.在政府及制度创新方面,香港明显优于澳门,香港是强势高效的政府,而澳门则是弱势低效的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法律有效地调控经济运行及社会发展,而澳门则是一个法制不健全、调控乏力的社会,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其制度实施的效率.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制度及其效率差异决定了港澳两地经济增长状况的不同.香港在制度创新及实施效率方面的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相反,澳门在制度创新及实施效率方面的劣优与不足阻碍了澳门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澳门的发展繁荣取决于回归后解决好制度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