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复除制述论

复除,简称“复”,指依据法律规定或国君的临时诏令,免除人民应纳的租税和应服的徭役。它是伴随赋役制度而产生的,对赋役制度起一种补充和调节作用。复除最初称“施舍”或“舍”,《周礼》载:“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郑司农注云:“舍者,谓有复除不收役事也。”南宋徐天麟在《东汉会要》卷29中说:“汉之有复除,犹《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赋役之谓也。”春秋战国时,出现了有关复除的明确记载。如魏国考选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简论两税法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两税法是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适应当时土地集中、商品经济发展的赋役制度。两税法的总原则是“量出制入”,其主要特点是以资产定税。这一制度否定了“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征税标准从人丁转移到土地资产,对唐朝后期的政治以及唐以后历代税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中的里程碑。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韦东超对土司地区进行户口造册和征调赋役是明代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拙文《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①曾从“明土流之界”、“严格上官承袭程序”和“制定土兵征调法”等方宙论证了明代上司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全...     

论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变革与里甲制度的衰落

清王朝建立后,以里甲制赋役,“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针对里甲组织编审不实、控制田地混乱而进行的赋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制度的存在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逐渐走向衰落。     

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变革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里甲是清王朝建立后征收赋役的地方基层机构。清政府以里甲制赋役,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针对里甲组织编审不实、控制田地混乱而进行的赋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制度的存在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衰落,负责编查与管理人口的保甲组织地位日益上升,并取代里甲组织的经济职能,出现了雍乾以后控制地方“惟保甲是赖”的局面。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及其赋役制度变迁的探讨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不具有民法理论所确立的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封建土地名义上为天子所有，实际为私人占有的模糊产权关系导致地主豪强非付费或少付费的土地兼并，侵夺了中央王朝的利益。以君主为首的中央王朝推动的赋投制度改革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保证中央财政收入，主观上也想均平、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但政策产生的效果有限。为什么效率低下的产权制度及其赋役制度能够基本不变地在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下来，其原因是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道德人伦起了强有力的稳定作用，有效地克服了封建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搭便车”的行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对土地产权界定的模糊性致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维持，并延缓了中国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     

唐代关中人民的赋役负担

赋税和徭役是支撑封建国家的两大经济支柱。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借以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和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的赋役制度在这时也日趋完善。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愈益繁杂。特别是关中人民的赋役更为沉重。     

赋税制度与中国人口增长高峰

赋役制度中征赋派段的形式对人口的增长有着严重的影响，赋役的轻重与人口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

“赀”同“资”,本意即是“资产”。按照资产多寡划分等第,据此以征发赋役等等,是汉魏以迄于南北朝所通行的一种制度。居延出土汉简中,已见汉代算赀简。古楼兰故地所出残书信中,亦可见到西晋时期计赀制度的某些情况。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北凉赀簿残片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这一制度的演变以及北凉税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为赀簿某些细节进一步的     

中华农业文明与土地赋役制度的演进

本文从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入手，指出在中华农业文明之兼容并包、生生不息和灵活变通等总体特征中，蕴藏着伦理至上、看重家族、眷恋传统、崇拜权威和绝对平均主义等文化因子。数千年来，正是这些文化因子左右着制度的演进方向。进而扼要解析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土地赋役制度的种种特质及其演进轨迹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     

论清代定额化赋税制度的建立

清朝政府通过从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摊丁入地”的赋役改革，建立起完备的赋税制度。丁银和地粮是清代赋税的基本内容。康熙的不加丁赋政策，首先使全国的丁银总额固定下来。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又利用地亩稳定性的特点，使得业已固定的丁银总额更易征足。由于地亩本身的增长变动不大，地丁合一实际上使得清代赋税正项征收总额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从财政收入的组织功能上看，清代赋税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定额化特点     

南宋理财家李椿年与“经界法”的推行

南宋“措置经界”不仅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地政管理史上的重大举措。由于它旨在清理土地占有状况，抑制诡名挟户，实现产税均平，因而遭到豪强地主阶级尖锐的反对，措置经界的中心人物李椿年也因此倍受攻击和迫害。尽管豪强地主阶级百般仇视李椿年，目...     

中国赋役史中的理念、制度与技术——从“均平”角度的重新审视

从“均平”的角度,可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赋役史中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和技术性知识三者的深层联系。首先,不同于无差别的平等、平均,以差等为前提的“均平”才是传统中国的秩序正义观念,也是合理的财产分配、赋役征发的出发点。其次,“均平”的实践方式随社会经济环境变迁而改变,在制度上也从财产合理分配向税制公平设计转移,从追求最理想状态向重视实践中防弊转换。最后,传统算学也发展出与实践均平观念相对应的计算技术：秦汉时期已有按差等的比例系数进行分配运算的“衰分”问题,至迟在宋代进一步发展出“鼠尾”法,这些都是明清以后“均平”计算的原始雏形。     

“由票可证”:一条鞭法与明代后期徽州地权诉讼证据体系的演变

明朝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土地清丈。在施行土地清丈的同时，徽州府各县亦在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当年十月，歙县二十六都一图县民项群越诉至徽州府，控告休宁县县民孙濠将项家位于休邑黄石坑上的祖坟推毁并据为己有。诉讼过程中，双方先后运用黄册、鱼鳞图册、易知由单、钱粮票、佥业票等主张地权，徽州府最终将坟地判归原告项群。随着一条鞭法推行而新兴的赋役文书易知由单、钱粮票在诉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案件显示，明清之际赋役制度的调整，亦会引发产权诉讼证据制度的变动。     

漆侠教授应邀来我校讲学

我国著名学者、宋史专家,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漆侠先生,应邀于1986年9月14日至27日到我校讲学。 讲学期间,他着重论述了关于“宋代生产力的发展及宋代在我国历史中的地位”、“宋统治区内各民族的经济制度”、“宋代土地制度、地祖形态及演变与赋役制度”等问题,受到我校历史系师生的热烈欢迎。     

明代“鱼鳞图册”考源

“鱼鳞图册”是明代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作用是准确地掌握编户的土地数量,与“黄册”相辅而行,是赋役立法的依据。《明史》云: 两浙富民畏避摇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 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 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文本叙事研究

正史是王朝史官基于国家视角的正统叙事。历代正史对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本叙事可归纳为追溯华夏族源的“华夏姻亲模式”和“华夏血亲模式”,认可中央政权的“输纳赋役模式”和“受封官爵模式”,认同中原文化的“甘受教化模式”和“慕义向化模式”等六种。在此基础上，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叙事类型可归纳为“建构型”和“原生型”。“建构型”强调国家权力的主导性，表现为“华夏姻亲模式”“输纳赋役模式”以及“甘受教化模式”,“原生型”突出对华夏族源的追溯与族群的凝聚，表现为“华夏血亲模式”“受封官爵模式”以及“慕义向化模式”。地理条件的差异、发育程度不同的政治组织以及中央王朝对不同区域的开发程度是形成“建构型”和“原生型”两类正史叙事类型的原因，但“建构型”最终会转变为“原生型”。六种叙事模式构建了“家国同构”政治理念的血脉、利益和文化根基。正是这种基于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守望相助、情同手足”的根基性情感，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稳定性和趋同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摊丁入地”的由来与发展

“摊丁入地”或曰“地丁合一”,是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的终结,它集中体现了赋役自身固有的规律。它的特点就在于,将人丁的封建负担——丁役及其折色丁银,摊派入田地之中,使之与赋税一元化。明代嘉靖、隆庆间出现的“通将一省丁银,均派一省徭役”的原则,意味着徭役及其折色的一部分开始从人丁移向土地(税粮);从形式上看,丁银与地银并存,实际上地银中已包含了一部分丁银。因此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一条鞭即部分的摊丁入地。清初的“摊丁入地”则是一条鞭的进步发展,或者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一条鞭,故当时人称“摊丁入地”是把丁银“归入地粮内一条鞭征收”。然而从一条鞭到地丁合一的转变,以及摊丁入地的展开,却呈现出一系列历史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