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对比研究

虽然鲁迅和林语堂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但文化观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二者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和主张,具体体现在:鲁迅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建立新文化,主张"逐字译"和"洋气",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林语堂则更多地关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倡"句译"和"反对洋化"、灵活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另外,二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     

鲁迅"师爷气"的魏晋探源

鲁迅的文章思深力遒、酣畅淋漓、纵横千古、形式活泼,而其好立异说与"善骂"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以"尖锐锋利之目光"和"精密深刻的头脑"著称的"师爷气".鲁迅在魏晋士人特别是嵇康身上汲取文化素养,这一主动性选择激活了其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基因中的"师爷气",最终形成以冷峻、缜密、犀利、深遂著称的文风.鲁迅"师爷气"的形成是其与当时黑暗现实抗争的外在表现,更是其内心世界中对独立精神追求的体现.     

鲁迅与林语堂幽默观之比较

鲁迅与林语堂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幽默大师,对幽默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认同幽默文学的社会价值,且都对幽默文学进行了探讨,对中国究竟有无幽默文学看法不一。在创作中对幽默文学的社会功能体现也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二人在文学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后来的评论者对两人的创作褒贬有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林语堂是有失公允的。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极其复杂。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巨大,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也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登科士子的结社促进了结社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直接催生文社并推动文社发展,三年一次的科考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而科考的内容和方式对文人结社也有很大的影响。文人结社对科举的反作用直接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录取上,间接体现则是在八股作文的文风上。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     

乡土的重构——新时期三十年"鲁迅与民俗"研究述评

新时期三十年来的"鲁迅与民俗"研究,从鲁迅作品中的民俗表现、鲁迅与民俗学学科的关系、民俗生活对鲁迅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体现了时代的意义,并从更多的侧面解析了鲁迅之所以成为文学巨匠的文化基因.     

回归"文人":道光时期桐城派的选择——梅曾亮推动崇尚归氏古文风气的原因和意义

道光年间,京城出现了一股崇尚归有光古文的风气。倡导和引领崇归风气的正是嘉道时期桐城派的盟主梅曾亮。梅曾亮将归有光作为"文人"的代表,追求洁净柔淡的文风,其目的在于通过"文人"身份的重新认定,对文人经世予以肯定,并提出了以文经世的方式。梅曾亮回归"文人"的选择,反映了嘉道时期众多有识之士意图经世有为、不欲以"文人"自域,却不得不以"文人"自居的矛盾处境。"以文经世"的方式,则为时不我遇的文人指出了另一条经世之路。梅曾亮回归"文人"的深切用意,不仅为延续桐城派,而且也是对传统文人刚正不阿、百折不挠品质的呼唤。     

鲁迅绝交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十分不悦,厉声责怪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     

辜鸿铭、鲁迅、胡适的文化价值观之比较

辜鸿铭、鲁迅、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三位标志性人物,三人的文化价值观也各不相同,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尤为明显.辜鸿铭盲目排外;胡适崇洋媚外;鲁迅则主张吸收外国好的东西,排斥外国坏的东西.鲁迅的思想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及如何看待中国国民性问题,三人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2015年中国鲁迅研究

2015年的中国鲁迅研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有关鲁迅的综合研究除了对鲁迅的“人”学思想、左翼文学信念、后期思想等的关涉，更多的是集中在心理、学术、艺术观等方面。对鲁迅创作的研究大多围绕小说、杂文、散文诗等文体和内容与艺术形式的专题进行。对鲁迅的比较研究在古今中外的多维度对照中广泛展开。     

以鲁迅为文学向导的科尔沁作家之一：满族作家江浩个案分析

鲁迅精神之火,照亮了科尔沁满族作家江浩的人生之路、创作之路。在身上带有“尼采气”、坚持民间立场和边民立场、“原生态”与“现代性”结合等诸方面,江浩都受到了鲁迅的强烈影响。与其说是他被动地接受了鲁迅的影响,毋宁说他是在鲁迅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我。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

从传统伦理思想、鲁迅的死亡意识、以及他的＂鬼气＂观三方面进行探讨,指出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鲁迅"现代中国的圣人"解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最为伟大的开创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作为圣人,鲁迅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历史层面上,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新方向,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其次体现在现实意义层面上,即鲁迅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最为珍贵的财富,是我们思想的不竭源泉和动力.鲁迅精神在本质上具有开放性.在巨大的创造性上,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体制上,在无尽的言说上,鲁迅具有不可超越性.     

无处告别的影——论鲁迅小说的双身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新文学旗帜的鲁迅在逝世后逐渐被权威化、神化。一段时间内,国内研究者很少再触及鲁迅作品中表达的自我心理黑暗面,然而,这些具有暧昧色彩的侧面,却有鲁迅思想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所在。本文试图通过鲁迅文本中的一系列特例——"双身小说"接近鲁迅心灵上的真实——孤独,并联系他对古代文体的借鉴与《野草》的对照分析来审视鲁迅内心的孤独感与人生选择的艰难性。     

试论新时期湖南散文的地域风貌

朱正、钟叔河是湖南学人散文的代表作家 ,其作品中“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特立独行 ,清高孤傲”、“中庸和谐 ,柔韧坚定”的人文风采 ,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反映了当代湖湘精英人物同时追步鲁迅、周作人 ,但又有意无意地用周作人来稀释鲁迅的生存和行为状态。这种人格倾斜与湖湘文化的历史基因有关 ,也是人与环境的现实关系活生生的文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