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斯与阿伊努及其共同文化

通古斯与阿伊努及其共同文化［日］大和义著巴达荣嘎，赵复兴译一、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黑龙江（阿穆尔河）做为连接西伯利亚和东北亚两个地区的纽带，使得历史上诸民族往来频繁而活跃，是培育出灿烂文化的主要河流。自古以来，居住在黑龙江沿岸以追逐野兽、捕鱼为生的人...     

“口语文章”与文章起源

文章源头之论,概括起来约有三说:一、源于《五经》说,以梁代刘勰、北齐颜之推、清代方苞为代表;二、与文字同源说,以清代刘师培、田北湖为代表;三、源于卜辞说,以今人张寿康、褚斌杰、王章焕、曾祥芹等为代表……诸说归一,即文章源于文字产生之后,而非文字产生之前。 “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为此笔者提出“口语文章”的概念,认为文章的源头并非在文字缘起之后,而应该在文字产生之先的前文字时代……     

“水”与中国法律起源

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认为"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明裁判方式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法"字"水"旁有关的传说故事悄悄传述着中国法律的来历,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     

冷战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以往的研究,由于史料的局限,往往较多地强调了５０年代中后期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 近十年来,中国方面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出版。根据这些新资料,我以为,前人的某些推论和猜想已被推翻或证实。实际上,很多“分歧”被那些“文革”中的资料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新的资料表明,至少到５０年代后半期,毛泽东的权威尚未受到党内的严重挑战。处于中共领导核心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政策基本一致,没有重大分歧。即使稍有分歧,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     

试论“囚徒困境”与法的起源

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集团间的政治冲突取向与囚徒困境很相似。在这种境况下,人类开始寻求解决囚徒困境的方式以促成合作。但这种合作因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机制显得相当脆弱。在此种社会语境下,人类解决囚徒困境要求有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保证合作持续进行。法因有着国家暴力作为后盾,能及时规范博弈规则且不再产生任何社会成本,成为人类走出囚徒困境的必然选择。     

道“通”

在与天道、人伦、物理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古人追求的是“与天地并立为三”的“和”以及“万物与我为一”的“合”的境界。而和谐与合作既以“通”为基础方至真至诚,又以“通”为目的方至善至美。“通”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念,但历来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来研究。“通”是古人思想与行动的逻辑立足点和归宿,这一信念对现代社会中的人仍有极重要的意义。一、绝地天通在我国学术界,就古巫与后世知识分子的关系已形成共识。如说,巫史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书中并辟有专节讨论巫史文化（冯天瑜等）;巫…     

“通”的新创

我想先打一个比方。虽然这个比方并不恰当。我常常在电视上看乒乓球比赛。同为世界冠军,同为顶级高手,今日的乒乓国手打起球来十八般技艺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而五六十年代的乒乓国手,不过是左推右攻,极显平常,看来很不过瘾。我想,这就是随时推移,乒乓技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史禄国和他所著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俄国人史禄国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出版了汉译本。在汉译本出版之际,对该书作者及其著作做一简要的评介,是很有必要的。 一、史禄国其人 史禄国(1889——1939年),原名希罗科戈罗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是俄国资芦阶级人类学家,著名的通古斯学者。生于苏兹达尔近郊庄园。一九一○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学院。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远东大学任教授,在皇冢科学院人类学部任研究员,一九一五年被选为人类学部委员。他曾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在俄国后     

中华文明起源“新说”驳议

<正> 史学界一般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我国有4000年的文明史。但是,近几年来,在我国有了另外一些说法,一是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点并不只局限在黄河流域,而是在很多地方都有。“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种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究竟有多少坚实的依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休谟提出的“应该”与“是”能否相通实质是价值领域与事实领域是否通约的问题。康德依理性思辨设计了从“应该”到“是”的思路。功利主义者以苦乐计算为基础弥补两者间的断裂。斯金纳借助于行为主义理论实现两个世界的通约。马斯洛则以人性及需要为价值与事实相通之桥。马克思从对社会现实特别是生产关系 (是 )的科学批判入手 ,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 ,展望“应该”之前景 ,开辟了“应该”与“是”通约的崭新途径。而中国传统伦理则是一条由“应该”到“是”的独特心路。只有以西方伦理学为参照 ,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为支援背景 ,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主导 ,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实践 ,才能真正建立“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     

中国古代“后土”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后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土地神祗,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先秦时期,后土指的是人名、官名、神名,其形象尚未成型,在多数情况下以社祭出现,从以冢土、石、树等立"社"以及其不同职能来看,后土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构成完整性和系统性。汉末至唐,后土与社分开祭祀,出于政治需要以及宗教的推动,后土神祗有性别之分,其塑像始有定形。唐宋之际,后土成为阴神,祭祀的意义无疑被放大,成为丧葬仪式中所祭祀的对象;宋徽宗对后土封号祭祀以及道教对后土改良,使得后土成为与玉皇大帝相匹配的神祗。考察后土形象演变历程与祭祀仪式的生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祭祀后土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民间社祭信仰的认识。     

“起源终极”论批判

“起源终极”论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虽早已有之 ,但却缺乏充分的理论性和哲学论证。“起源终极”论从广义上说是“历史主义”;从根本上说与人类认识结构模式的认识方向相反。从事物的起源中寻找事物的“终极”本质 ,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当代文学批评“蜜月”概念的起源与传播

不少批评家无意识地将中国20世纪80年代当成是文学发展的“蜜月期”,他们在学术论文的分析当中运用了“蜜月”这个特殊的批评概念.从这一概念的起源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可以看出,“蜜月“所暗示的“和谐“关系,遮蔽了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忽视了文学创作所具有的自主性.这个批评概念已经事实上成为研究者评价20世纪80...     

论原始宗教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影响——以“绝地天通”“铸鼎象物”为例

原始宗教与古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不显得密切,因此,不被重视。然而,在古代中国,原始宗教不仅催化了文明的起源,还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此外,原始宗教还造就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影响了史诗、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历法的繁荣,等等。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需要全面展开的一个新课题。     

曹植“诵俳优小说”与白话小说的起源

《三国志》注引《魏略》关于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通过对先秦汉魏俳优俗赋的考察,可以发现曹植所诵"俳优小说"实则是俗赋。相关的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均表明,在汉魏六朝时期,俗赋已经发展出以演诵故事为主的一脉,成为唐宋说唱文学的源头。以"俳优小说"为切口和出发点,继续考察敦煌俗赋与变文、话本的关系,可以发现俗赋是唐宋转变、说话等讲唱文学产生的文体基础。据此可以推论,白话小说的母体源出于汉魏六朝以来的俗赋。如此则可将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追溯至汉魏六朝时期的俗赋。     

试论“四卫拉特”名称的起源

我国西蒙古历史发展中,出现过“四卫拉特”这样一个名称。关于它的起源和意义,中外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至今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拟就此试作探讨。(一) 有相当部分的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认为,“卫拉特”一词中含有蒙古语“卫拉”——亲近的意思,因此应该把它理解为“亲近的人”或“同盟者”,它跟另一个含     

柏林会议与“东方问题”巴尔干化的起源

19世纪70年代欧洲国际体系经历了地缘政治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维也纳体系的重心进一步东移,中欧成为欧洲协调的关键。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试图构建大陆联盟体系缓解德国统一对欧洲体系的冲击,同时改善德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巴尔干半岛的起义以及随后发生的战争将德国推上了风口浪尖,声称在巴尔干半岛没有利益的德国召集了解决近东危机的柏林会议。柏林会议重建了大国协调,但是带来的问题远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柏林会议是欧洲列强最后一次不顾巴尔干国家的意愿而试图主宰巴尔干国家的命运。巴尔干民族国家的构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欧洲体系内部矛盾的挤压和积聚,最终让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最终成为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柏林会议开启了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化的进程,国家构建、区域秩序开启以及欧洲地缘秩序重构的三重压力和逻辑,让东方问题成为无解之题。     

“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

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场由文协在抗战初期组织和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新文学同人.论争起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问题引发的分歧,向林冰挪用延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直接等同起来,导致了论争的复杂化,也造成了研究者长期的误解.今天看来,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