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对人类文化创世精神的表现

本文是笔者的博士论文《〈故事新编〉与人类文化问题》中的一部分。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鲁迅写于五四时期的历史小说《补天》对人类文化创世精神的表现：一,女娲的创世精神所体现的民族性特征;二,女娲的创世精神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深刻联系而表现出的人类性特点;三,鲁迅对女娲创世精神的表现中寄寓了自己五四时期的独特感受。     

“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的发展印迹

女娲氏是中国人的始祖神、创世神,女娲神话是中国的创世神话,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女娲补天的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产生持续影响。＂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出没幻化,在《豆棚闲话》、《红楼梦》、《五色石》、《新石头记》等书中一再现身,从五色之石到幻形入世,＂补天石＂经历人化的过程;＂补天石＂故事在小说中不断发展,反映出时代变化,也反映出人对自身生存对文明认识的发展,更反映出小说的演变。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故事新编》浅释(中)

补天(初名《不周山》,1922年11月作)鲁迅关于《补天》的说明:1、《故事新编》的《序言》关于《补天》的说明: 第一篇《补天》(原题作《不周山》)还是1922年的冬天写成的.……《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     

鲁迅小说的女性意识

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创造了一个他那个时代的相对完整的女性世界,其中鲁迅寄寓了对中国妇女的深切同情,挖掘她们被扭曲、被践踏的根源,适当地批判她们的历史弱点,并执著地为她们的解放寻找出路。正是在关注妇女、写妇女的角度,鲁迅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鲁迅小说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以其文化批判和经济审视而极具深刻性。     

女娲神话之流布及现代解读

女娲神话是我国最古老而有丰富内涵的杰出原始神话之一。它诞生后口口相传至夏初方有古本《山海经》简录其故事。越三代而在战国时已流布广泛。《列子.汤问》曾载录其炼石补天故事。屈原《天问》发过“女娲之体,孰制匠之”提问。两汉时《淮南子》、《风俗通》又载录其积灰止水、抟土作人传闻,并有大量壁画石刻帛画刻画其女帝神形象。民间也开始有“雨不霁、祭女娲”活动至宋明而不绝。晋唐宋时也有文籍补其故事。女娲神话表现出之补天思想、女性神圣观念及出于本能冲动的创造精神均有重要哲学与价值学意义。     

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

本文从鲁迅的＂立人＂思想这一角度,阐述《补天》（《不周山》）的思想内蕴,指出《补天》张扬＂新的生命＂意识、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主题是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与《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作品形成了思想上、艺术上的互补。因此,《补天》是鲁迅早期的主要作品之一。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拓者、成功者——谈《故事新编》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这取材于现代的,都编在《呐喊》和《彷徨》集中;取材于古代的,结集为《故事新编》。如果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话,那么,歌颂创造精神的《补天》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同《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样,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茅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     

藏族创世神话与宗教

藏族的创世神话是藏族神话的一个种类,其内容较为广泛,大到宇宙的形成、日月星辰的创造、人类的起源,小到草木昆虫缘何而生,都作了自己独特的阐述。她在藏族文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藏族的创世神话主要有《什巴卓浦》、《什巴问答歌》、《什巴塔义》、《猕猴变人》、《大鹏与乌龟》、《女娲娘娘补天》、《大地和人类》、《马和野马》、《七兄茅星》等;这     

论《城堡》和《伤逝》中的女性拯救

在西方文学的传统中,女性拯救一直是个不变的主题。《城堡》中的女性和《伤逝》中的子君,对于主人公来说,都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拯救者的形象。但她们最终都无力承担起拯救主人公命运的重任。卡夫卡内心深处强大的焦虑感,与鲁迅灵魂中的彷徨,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的情绪书写融入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但是卡夫卡是面对内心焦虑和不安惶恐情绪的书写,而鲁迅对子君的塑造,则反映了他的爱情在新旧道德夹击下产生的灵魂中的矛盾、痛苦和焦虑。     

鲁迅作品的创作个性探讨

鲁迅作品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一笔珍贵的文化思想财富。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历史小说、杂文等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作品既是个性的表达,又是审美的创造,更是作家人格魅力和生命力的深刻体现。     

鲁迅·现实主义与政治时尚——《呐喊》、《彷徨》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研究之三）

由鲁迅《狂人日记》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传统是观念的传统而非方法论的传统。其本质是否定的现实主义而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带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时尚化:由启蒙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追随中国现代文化和政治革命的步伐,由否定的一极走向肯定的一极,政治化的情绪表达代替了文学化的情感表达和文化性的理性表达。     

“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鲁迅文学翻译思想演变的文化解读之一

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903～1908年）晚清时期的意译倾向、（1909～1929年）“五四，，时期的“直译”思想以及30年代（准确地说。应该是1929～1936年）的“硬译”观。研究发现，这种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每一次演变都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成因。改造社会和“为人生”、新文化运动、社会革命和发展现代汉语的需要分别为每一演变提供了动力和缘由。伴随着其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鲁迅也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     

重述记忆:从《呐喊·自序》到《朝花夕拾》

文学创作受作者情感因素影响很大,比较鲁迅2个时期创作心理的差异,有益于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创作转变。《呐喊·自序》和《朝花夕拾》都是鲁迅的人生记忆叙述,由于不同情绪的影响,故而凸显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序列。从对记忆的不同叙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的认知差别,这是由他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决定的。《朝花夕拾》唤醒了他心底的民间记忆,促使他从启蒙文化向民间文化回归,不仅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发生了转变,而且也使小说中"哲学家/汉子"的隐喻意义发生了变化,由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也实现了转型。     

论鲁迅翻译中的"信而不顺"

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的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通过对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展开具体分析,可知鲁迅“信而不顺”的翻译背后隐藏的翻译语言观和文化观。鲁迅开放的文化观在世界一体化走向的今天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文化意识与译者中间物本质——也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不仅仅是其翻译原则,更是其文化意识的一个表现.具体而言,是其文化自省意识的产物,及其拿来主义文化策略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对译者中间物本质的理解源于他的中间物意识,深刻地揭示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价值.     

民间的激活：“故事”方能成“新编”——《故事新编》中民间叙事策略的现代开掘

本文就《故事新编》中民间叙事策略的现代开掘入手,从民间叙事角度观照下的历史选材和民间故事叙事结构的大胆扬弃两方面具体分析鲁迅在创作中对传统民间叙事艺术的灵活运用及超越创新的表现,侧重探讨民间精神和民间文化对鲁迅人生观及艺术创作观的积极影响,探寻鲁迅先生以民间叙事艺术为策略建构历史题材小说的意义空间。     

对鲁迅遗嘱中一个难点的解读

鲁迅去世前,在遗嘱的初稿中表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当文学家和美术家的意愿,这是鲁迅品尝了以文化改造社会不能成功的苦酒后所产生的绝望心理和虚无情绪的反映;但鲁迅在承认自己有虚无情绪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绝望反抗”.因而,鲁迅晚年文艺思想的这一重要层面具有深刻的内涵,对此不必回避,也不容忽视.     

文学评论的启蒙叙事--《摩罗诗力说》综论

《摩罗诗力说》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以文学评论的形式，表达了青年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启蒙目的。从鲁迅所求“摩罗”诗派之“新声”、“新声”之“诗力”，以及鲁迅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等方面，论述了《摩罗诗力说》的启蒙意义。     

论鲁迅等"喝茶"思想及其茶文化意蕴

在中国命运多舛的20世纪30年代,经历过五四时期的文人思想和文风出现了差异.周作人和林语堂的文风格调受不求进取、自我陶醉的人生观影响,一如他们的喝茶观及有关"喝茶"的散文小品.鲁迅则不然,他洞悉传统文化弊端,并以改良人生的文学和社会责任感为己任,对林语堂等人"秋思"般的"清福"和"苦茶"等不以为然.鲁迅的《喝茶》发轫于生活与时事,但论述时则突见机锋,对不合时宜的"清福"和"寄沉痛于幽闲"等进行了针砭时弊的评说.这三位文人所论"喝茶"的不同,反映了茶文化的广泛包容性,体现了三位文人在茶文化的民族性和思想性追求上的差异;以喝茶为题,还体现了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文学批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