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与魏源的民族意识

魏源“师夷长技”论开启了近代思想界学习西方的历程 ,“师夷”主要集中于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军事科技 ,但并不限于“战船”、“火器”、“养兵练兵之法” ,还包括先进工业科技的引入、近代工业的建设、经济政策的调整等。“师夷”要求对传统教育内容、科举词章取士制度加以变通 ,并进而延伸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师夷长技”论广泛涉及到军事、经济、科技的现代化 ,并影响到此后早期现代化意识向教育、政治领域渗透。魏源的民族意识虽然还带有华夏中心观、文化主义的情节 ,但已显露出冲破“夷夏大防”、摒弃华夷之辨的理性化发展方向     

超越与局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考察

鸦片战争后,思想文化界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它是强国御侮的呼声,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突破了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较早地认清了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与趋势,并把学习西方技术与御敌图强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期的洋务运动及近代文化的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代命题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尚不全面、深刻,只停留在表面器物层次,未能真正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深层内核。     

徐继畲的“开眼看世界”思想

徐继畲(以下简称徐)的“开眼看世界”,对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启蒙具有一定意义。这里试作评析。首先,他开始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大势。在《瀛环志略》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资本主义从欧洲到美洲,再到非洲和亚洲等世界各地的扩张过程。如他描述世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的扩张过程说:“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美洲。于“乾隆二十年灭孟加拉,乘胜蚕食印度诸部”。其后“渐拓而东南,印度海之东岸,遍置埔头;阿喀刺达歪,取之缅甸;麻喇甲息力,易之荷兰,小西洋利权归掌握者八九矣。再东则     

开眼看世界与郭嵩焘的教育思想

郭嵩焘是晚清首任驻外公使、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走向世界的先驱者。本文以西学东渐与郭嵩煮开眼看世界为线索,系统论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郭嵩焘在对近代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借鉴中,洞察到了教育在提高民族素质以及一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他不畏清议,极力主张经世致用,“用夷变夏”,全方位效法泰西,用“实学”取代“虚学”。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先驱者地位是无法抹煞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洪秀全拜上帝:“师夷长技”以“称帝”——兼析政治宗教的独裁本质

平心而论,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乏长技”,洪秀全的“拜上帝”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洪秀全利用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知识附会上帝,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追求当中,把政治化的宗教与其反清大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建了反映广大农民绝对平均主义要求的“天国”理论,从而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迅速向专制独裁转化;公有制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又使层层官吏贪污中饱;洪秀全在建立唯一真神掩盖下的帝王大业的过程中异化到了反面.政治化的宗教和宗教化的政治,再加之理想化的空想,促洪秀全的空想转眼化作泡沫.     

吴熊光之困——鸦片战争前的“夷人长技”体验

1808年英军侵占澳门事件中,两广总督吴熊光认为对手异常猖獗并且拥有船大炮利的优势,如若开战清军无法取胜,只能通过暂停“贸易”这一惯常手段迫使对手妥协,然后迅速恢复对英贸易,以免激发更大的海防危机。吴熊光的现实主义策略虽一时奏效,但被深居紫禁城的嘉庆皇帝视为太过软弱、有失“国体”,因而被革职治罪、遣戍伊犁,由此开创了清朝历史上封疆大吏因为“夷务”处置不当而获罪的先例。“吴熊光之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集团在愈益明显的西方扩张势头和军事优势面前的无奈,预示着二三十年之后卢坤和林则徐等人的类似遭遇和更大危局即将到来。     

"师夷制夷"与太平天国革命

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本文试图分析、探求太平天国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内涵

19世纪40年代,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难之时,先进的中国人救国图存的第一声呐喊,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它的提出者,是一批从清朝统冶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封建官僚和开明士大夫,即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最初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这是一股既区别于旧式农民阶级,又不同于早期资产阶级,也有异于当权的封建顽固派的社会力量。他们反对外国侵略但不盲     

“精神人文主义”平议

杜维明先生近年来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的构想。这里的“精神”或“精神性”,并非简单地相对于“物质”或“物质性”。据其论述,与“精神人文主义”相对的,是这样两种既有的人文主义：一种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一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即“科学主义”,实质上指的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换言之,精神人文主义具有这样两个思考维度：一是精神的内在性与物质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与理性的凡俗性。“精神人文主义”构想一方面极具启发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体西用”论平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简称中体西用论)是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某些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曾经被洋务派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如我们不能对洋务运动简单弃置一样,对“中体西用”论也有必要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考析和批判。     

“存在先于本质”平议

“存在先于本质”是由让·保尔·萨特提出来的.按萨特的理解,各种存在主义者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相信“存在先于本质”.它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 什么是“存在先于本质”或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呢?按萨特的意思是说,人最初只是一种单纯的存在,而人的本质,人的其余的一切则是完全由人自己按照主观意愿,自我选择才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的.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湖广填四川”研究平议

清前期"湖广填四川"问题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值得引起新的关注.当前深化"湖广填四川"的研究,应注意填补薄弱环节,加强对移民迁出地生存环境与移民在原乡生活状况的研究;拓宽研究视野,改变重上层轻下层、重政治轻社会的倾向;深入挖掘史料,改变重宏观轻微观的研究倾向;改进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结合,采用新的研究手段.     

夷齐之“廉”探源

夷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廉＂是夷齐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先秦典籍中关于夷齐＂廉＂的有关论述主要在《孟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中,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伯夷之廉既指其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也指其谦让不取的高风亮节和笃道守节的自律精神。     

“夷夏模式”论

一、从“中国”说起中国古代亦有“国家”之词,其意义与今相去甚远。先秦社会,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是国的“硬核”,国是一个大的宗法血缘集团。所以帝王是最高的大父家长,代表最大的血亲社团,常称作“国家”,如《晋书·陶侃传》谓成帝“国家年小,不出胸怀”;同时,“国家”又是这个大血亲社会的统称。文字学上,“国”即“國”,从戈,从口,为武装守卫的院子或栅栏或城池。所以古代“国     

“林语堂之谜”及其博士学位论文平议

通过对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和导师孔好古评语两件新近发现文献的解读,讨论林语堂与孔好古的关系,可以为林语堂转向之谜提供新的解释。林语堂和孔好古之间应该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林语堂后来转向文学,跟导师孔好古没有关系。林语堂论文所得的2分,在新的评分体系里比旧评分体系要高一级;学位论文中没有参考孔好古的汉语声调起源理论,可能是其得分不高的原因之一。孔好古给林语堂论文的评分并无不妥,也并没有因为林语堂是中国人而歧视他。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建立的、以方言关系为前提的汉语上古音体系,具有超前的学术价值,是开创崭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眼光看,也存在引述不当、对汉学成果吸收不够的缺陷。     

《庄子》“物化”说平议

《庄子》“物化”说平议张诚“物化”的说法首见于《齐物论》篇尾：“昔者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不知同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个庄蝶互化的小故事，文字并不难通。但其美妙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