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正>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新的史学价值观和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为武器系统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推动了近代的“史学革命”。梁氏之所以能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宗师,不仅因其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更由于他能从国情出发,大胆引进外国的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在应用中创新,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我们便以他对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的借鉴为例,一方面探讨梁氏早期史学思想的渊源,另方面分析他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的作法。     

新史学再认识

本文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为例,对新史学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全文共分四部分:在充分肯定新史学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叙述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史学在一些史学家的心目中,仍有很高的地位,并简要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对梁启超的史学主张提出了新的诠释,认为他对新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近代政治史学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采取的是过激否定的形式的论点,并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的是,梁氏对旧史学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应全面认识传统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因缘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而是有着复杂背景和深刻渊源的,中国近代史学也一样。所谓中国近代史学,指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它萌芽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后,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史界革命和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与积极努力后,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学既是近代东西方社会大冲突的产物,又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     

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受到过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直接来自西方,也间接来自日本,它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本文试就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及其影响作一粗略考察,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探讨。     

补偏救弊的反省:章太炎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批评

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近代中国科学化"新史学"的倡导者。但在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史学为样板革新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些偏差。章太炎对此有所警惕与反省,不断批评新史学的偏弊与缺失,为科学化新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整合——论梁启超的民权观

在"欧风美雨"的侵淫下,与其他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把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作为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而民权和国权则是他经常使用的药引之一.梁启超利用中国传统民本资源将西方近代勃兴起来的权利思想加以改造使其中国化,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民权的宣传和实践增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选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一国国民的现代化做起.     

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现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梁启超的学术风范和爱国情怀

今年是近代学术文化巨人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梁启超生前功绩卓著,著述丰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然则,由于梁氏所处时代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代,新东西和旧东西有时不容易鉴别和评价.加上梁氏本人常常解剖自己,坦陈自己的弱点,“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因而人们对梁启超的评价存在分歧,有的人认为他在学术上“量过于质”.我们通过剖析他倡导“史界革命”、广泛输入西方新学理、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祸害、开创近代学术新范式,和兼擅恢宏渊博与专深研究的学术风格等项,并及他一生活动所表现的强烈爱国精神,就能对其历史地位作出明确的评价:他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出色的启蒙思想家,是杰出的爱国者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奠基者.     

中国近代的道德决定论

重大的社会危机往往首先表现为道德危机。以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道德决定论是中国近代重要思潮之一。它产生的理论土壤是意识决定论和社会有机体说，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是救亡变革的近代历史主题。它与中国古代道德决定论相比在内容上、形式上、目标上都有不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并在客观上刺激了传统文化，迫使其不得不迎接近代化与西方化的挑战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史学篇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刊登了大量西方文明的知识,传播了国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信息。期刊中的史学篇章,通过中外比较的方式概述了中外历史发展过程,绍介了西方国别史、英雄人物、史学家,并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这些史学信息在近代早期士大夫中产生了回响。它成为近代前期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外史学交流的一个例证。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解放潮流——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中坚,立宪派领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这种政治活动家兼学者的双重身分,使他对我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由于梁氏思想是复杂、矛盾而多变,往往不容易把握其中心。本文拟通过梁氏对中国近三百年(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就是主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了解他对近代思想解放潮流所持的看法,从而探索他在这个时代思潮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研究梁氏思想的一个侧面。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期刊是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为标志,此后又有了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类刊物的开始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过程表现出近代史学发展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向。由此可知,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     

试论梁漱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

当代新儒家中不少人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于它是相对西方传统的宗教神学与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居于二者间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其实，这一思想，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作为新儒家逻辑起点的梁漱溟的思想之中。不过，梁氏将这种人文精神称为“理性至上主义”，它所尊崇的既非超世的上帝，亦非沉沦俗世的物，而是梁氏所谓的“理性”。梁氏认为，由于中国人服膺理性，铸成了中国特殊的民族精神。因此，分析研…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中国史学变革过程中 ,民族史学研究决然不可忽视。梁启超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深为人知 ,其史学之核心实为民族史学。     

梁启超论人的社会化

中国近代学者、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宣传家梁启超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是他文化品格和当时社会需求相结合的集中体现,具有时代性和综合性。本文拟运用社会学中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从三个方面论述梁启超较为系统完备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文化发展视角：近代文化的建构文化发展视角即把社会化看作人类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延续的过程,其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转移。梁启超将学习"西学"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他个人文化结构的更新,并较广泛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想有选择地传到中国,结合中国的现状加以诠释、引申与发展…     

十九世纪后期对封建史学的批判述论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萌芽时期,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主要指十九世纪后期,以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存,从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立场出发,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对封建专制主义发起猛烈批判的同时,对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史学也作了批判。批判封建史学,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要求,也代表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时代精神。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在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倡导改良主义时已显端倪。十九世纪后期,伴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批判封建史学成了维新人士的自觉行为。根据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改良派不论是从历史观念上,还是从方法论上都对封建史学的弊端予以抨击,在关于变法维新的诸多政治问题上,改良派也强调和突出了批判封建史学的重要意义。这就使当时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紧密相联的背景下,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从以下几方面批判了封建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