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力发电企业离散决策及其对碳排放权价格影响

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于参与减排企业,如何制定合理的减排决策从而降低减排成本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有效市场下,参与减排企业的边际成本将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价格的走势。以往研究大多基于连续时间模型,运用动态优化原理解决此类问题。而事实上,企业的决策过程是离散的,这是由于碳排放权不能跨期交易,如果简单连续化会使得企业有过度减排的可能,与现实不符。基于此,本文以电力企业为例,运用动态优化方法,建立电力企业的离散减排决策模型,从而得出企业的最优边际减排成本,为政府调控碳排放权市场提供理论指导。为了验证模型,本文采用深圳碳排放权的相关实际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当企业做出离散减排决策时,企业的减排成本及边际减排成本与初始排放量、配额、单位惩罚成本、减排决策次数等因素相关。企业的离散决策会使得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波动加大,进而可能引起碳排放权市场的动荡,但企业的离散决策更有利于企业完成减排任务。     

南北碳排放配额政策博弈分析与策略选择

在回顾碳减排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基于双变量(贸易比较优势和环境比较优势)、碳排放配额政策和不完全市场竞争假设,构建了两阶段的政府碳排放配额政策与企业碳减排水平选择的博弈模型,应用逆向求解法得到了均衡解;进而考虑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得到全局稳定均衡最优解及其条件,从福利、贸易、环境效应等多个角度分析比较了南北国家碳排放许可证政策、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和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的选择条件.结果表明:从改善福利来看,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市场能够促进资源在国家间的有效配置、实现Pareto改进;从改善环境来看,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最好,碳排放许可证政策最差;从改善贸易来看,三种政策难分伯仲,但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更有利于北方国家,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更有利于南方国家.三种政策均不可能实现环境和贸易同时改善,短期内南方国家仍会优先选择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发达国家试图短期内实现全球环境政策合作还不够现实,应本着更为务实的原则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推进环境合作.     

碳排放权交易及其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低碳经济促进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对其会计处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主要介绍了碳排放权交易及其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确认和计量进行了探讨。     

浅析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是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市场化手段。成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成为我国缓解国际舆论压力和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迫切需要。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发展经验对我国正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欧盟碳排放体系的政策设计及对我国的启示认为,切实依托我国国情,遵循由自愿减排向强制减排、由重点地区向全国范围逐渐过渡的原则,科学设定排放总量并进行合理分配,制定完善的市场监管及法律保障体系是建立符合我国发展利益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必由之路。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配额分配方法研究

2013年6月18日起至2014年6月19日,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全部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先后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其中免费分配又分为历史法和基准线法。本文对这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碳排放权配额分配进行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今天,低碳经济成为了世界人民的共识,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我国虽为碳排放权供应大户,但在世界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处于被动地位,这给我国的参与企业及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所以吸取外国先进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精华,并结合自身国情建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势在必行。     

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围绕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和企业技术创新3个关键点,以政府补贴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以201 5—201 9年碳交易试点地区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建立了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且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政府补贴具有门槛效应,在政府补贴水平较低的区间,碳排放权交易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在政府补贴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显著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在政府补贴水平较高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中国工业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稳健估计与减排政策

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稳健估计是评估边际减排成本、设定环境税框架以及评价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有效程度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在采用自体抽样方法(bootstrap method)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稳健估计模型,测算了中国36个工业行业1998～2011年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研究结果表明:(1)在参数线性规划模型下,忽视随机因素对生产前沿的影响,会低估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稳健估计得到中国工业行业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平均值为5480元/吨,远低于现有研究估计结果。(2)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在不同行业间存在较大差异并呈扩大趋势,表明行业间存在巨大的碳排放权交易空间,但是36个行业中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已经向"清洁型"生产技术转变。(3)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临界值为10.37吨/万元。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控制在临界值以下时,可以实现有效减排和生产技术清洁化。(4)我国未来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应采取数量机制和价格机制相结合的策略,价格机制控制碳排放强度较高的行业,数量机制实现行业间边际减排成本的趋同。     

碳排放权分配对碳市场成本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交易成本和市场势力影响碳市场成本有效性,不同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法是否造成不等的碳市场效率损失? 本文构建碳交易机制下企业决策模型,探究交易成本、市场势力存在时,碳排放权分配方法的选择对碳市场成本有效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 1) 交易成本中交易佣金会导致碳市场效率损失,基准法和祖父法的影响程度小于拍卖法; 2) 碳市场存在市场势力时,祖父法和基准法导致的碳市场效率损失小于拍卖法; 3) 当碳市场同时存在交易成本和市场势力时,市场势力进一步加剧了交易成本导致的碳市场效率损失,祖父法和基准法导致的增加损失小于拍卖法． 本文建议政策制定者采用祖父法或者基准法对市场势力企业进行碳排放权分配,并取消交易佣金．     

基于生物物理经济学思想的碳排放权价值测算模型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种生物物理经济学思想的碳排放权价值区间测算模型，使用温室气体环境容量价值解释碳排放权内在价值，以区别于使用企业边际减排成本或一级、二级市场价格等博弈结果的解释方法。虽然气候与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模型）使用碳排放的社会成本（SCC）概念部分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但如果模型经历“排放—碳循环—气候变化—经济损失”的传导后对贴现率过于敏感，那么结果可能会包含较大的主观性。本文首先研究温室气体环境容量的价值形成过程，通过概率分布描述所有影响碳排放权价值的因素；其次使用蒙特卡洛方法对这些因素进行10000次试验，最终得到碳排放权价值概率分布和模型的敏感性分析结果。本文还提出了碳排放权参照价格模型，用于评估每单位碳排放应为本国环境容量生产以及国际碳机制对本国的货币损失所支付的货币量。参照价格是符合《巴黎协定》中“公平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理论碳价，考虑了不同国情。本文的模型计算完全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获得关键参数和数据，为中国碳市场健康发展以及气候变化谈判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历史法和零和DEA方法的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研究

本文引入了同时考虑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零和DEA方法,从公平与效率视角对比分析了历史法与零和DEA方法两种分配方式的适用性,并应用市场交易模型检验了不同初始分配方式对各地区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零和DEA方法能够提高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公平性,但却是以牺牲前沿技术效率水平为代价。其次,完善的市场机制能够提高基于零和DEA方法调配用能权与碳排放权的配置效率,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通过出售多余的用能权和碳排放权来获得额外收益,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相反,历史法容易导致高耗能、高排放的地区在初始分配中获得较多的用能权和碳排放权,不利于正向促进技术进步。最后,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基于零和DEA方法配置用能权和碳排放权,可能会抑制技术进步,而基于历史法的初始分配方式则至少可以在短期内维持现有生产技术水平。     

美丽中国梦,低碳中国行

2013年6月17日是我国首个"全国低碳日"。6月1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首个"全国低碳日"标识及口号——"美丽中国梦,低碳中国行"。在此时期,2012年10月29日被国家确定的首批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和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随着深圳碳交易平台6月18日上线交易,深圳市成为中国首个正式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城市。     

碳交易：市场化治霾的“灵丹”

在国家层面的低碳战略规划和市场化手段治理污染的思路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在2013年的两场雾霾中得到刺激性增长,2013年,被视为中国碳交易元年。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的政策有效性分析——来自PSM-DID与SCM的新证据

基于中国各省份2000—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与合成控制法以及空间双重差分方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就平均效应而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推动试点地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政策的动态影响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存在“倒U型”特征;利用SCM方法进行个案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实施后湖北、天津、重庆等省份碳排放量明显减少;而北京、上海、广东等省份减排效果并不理想;进一步将空间溢出效应纳入考量范围分析发现,碳泄漏问题的存在导致试点政策的整体减排效果显著降低。鉴于此,各试点省份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低碳发展,加强区域联动以推动协同减排。     

基于阶段划分的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研究

基于环境策略在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的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创新策略。本文在碳减排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进行研究,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及政府补贴激励,构建了政策驱动下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企业碳减排是否存在最优策略,同时探讨该最优策略能否实现行业帕累托最优以及如何实现。研究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存在最优,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激励政策引导,且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与创新收益的增加而减少。此外,根据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的数据,对模型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赋值,并以水泥企业为例,通过典型算例分析和关键参数灵敏度分析进行模型有效性验证。算例分析结果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碳排放交易下的补贴激励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本文从阶段划分的视角对碳减排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可为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的实施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深圳碳交易新政严查弄虚作假

正目前我国已确定7个碳交易试点城市,但普遍存在企业参与积极性不足,碳种类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完备以及碳排放虚构、造假等问题。作为全国碳排放交易的首个"探路者",深圳市日前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不同于欧美及国内其他试点城市的全新碳交易体系,相较于2013年10月的征求意见版,新出台的《办法》管控范围由过去的5000吨以上,扩大到3000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企业以及大型公共     

省情速递

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北京、上海、广东等7个省市将在2013年启动碳交易试点。目前北京已将试点方案上报国家发改委待批。     

用实际行动迎接“全国低碳日”

近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额呈爆炸性增长,2004年3．77亿欧元,2008年达到910亿欧元,2012年将达到1400亿欧元。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减排量供应国,但由于定价权基本被发达国家主导,我国不得不沦为全球低价“卖碳翁”,因此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已迫在眉睫。9月11日,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的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进入实质性阶段。     

碳交易和碳税情景下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研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碳交易和碳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碳减排市场激励手段,实施碳交易和碳税并存的复合型政策比只实施两者之一的单一型政策更易被接受、减排效果更好,该观点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在复合型碳减排政策框架下,政府和企业如何决策以平衡减排与低碳效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碳减排政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更是实践复合型碳减排政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分析发现,复合型政策情景下,碳减排决策过程表现为一个二层决策机制,即政府作为负责碳减排总体计划和控制的上层决策者,企业作为享有碳减排自主决策权的下层决策者。同时,政府拥有碳排放权配额和碳税水平两个决策变量,目标是实现碳减排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企业拥有碳排放量和产品价格两个决策变量,目标是实现自身碳减排经济效益最大化。 基于二层决策机制的层次性和动态反馈性,构建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很好地反映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碳减排优化决策过程,兼顾各参与方的减排利益。政府通过决定初始免费碳排放权配额和碳税水平来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影响企业的减排决策。由于企业的利益诉求是政府碳减排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减排目标的同时不会过分损害企业利益,从而保护企业开展碳减排活动的积极性。在政府的决策影响下,各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并考虑消费者的产品低碳偏好,确定碳排放成本最优和经济利益最佳的实际碳排放量和产品价格。显然,与单一型政策相比,复合型碳减排政策体系下企业享有更高的减排决策弹性。 通过数值仿真分析验证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的合理性,该模型可作为政府及企业碳减排的有效决策支持工具,对模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充分的讨论。     

基于碳配额交易和减排技术的供应链策略选择

本文以一个碳排放依赖型制造商和一个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碳配额与交易机制和碳减排技术投入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等因素下的供应链策略选择问题。若政府制定的碳配额不足以满足目标生产,制造商可以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碳排放权或采用碳减排技术、或两者结合,以实现收益最大化。本文采用报童模型,针对制造商的几种策略建立了供应链成员的收益模型。研究发现,对于制造商来说,碳减排技术和购买额外碳排放权相结合的策略一直是最优的;碳交易使制造商的碳排放总量上升,政府应该谨慎推行;通过制定适当的碳配额,政府可激励企业投资碳减排技术,从而降低碳排放总量并提高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