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绿色经济持续增长问题,本文结果表明,全国整体而言第三产业发展对绿色增长有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对绿色增长有负面作用,但是区域差异较大:第三产业发展对东部地区绿色增长正效应最显著,开放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有负向影响,其中对中部地区的负效应系数最大,中部地区"污染避难所"的环境成本转移效应明显,要避免污染产业的进一步转移,中西部地区可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工业型绿色经济。     

区域金融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研究

西部大开发期间,国家制定并实施了相关政策以推动西部地区区域金融的发展,试图保障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期间,存款、贷款和金融相关比例均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其中,贷款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但是其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规律,因此西部地区应继续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及货币政策等,继续完善以区域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政策。     

企业家精神、外资依存度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4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国及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外资依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外资依存度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对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推动作用,而外资依存度在各区域则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其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是对东部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政府补贴、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以2005年~2014年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资本投资取向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投资不具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而技术投资却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2)相较于中央和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最大,尤其是获取了高额度补贴的地方国有企业;3)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最好地释放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果,补贴额度过高时,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投资未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4)地区市场化水平不仅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削弱了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理解导致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本投资活动成因.     

银行分支机构、国有银行竞争与经济增长

改革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发生了外生的巨大变化,提供了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天然试验。本文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银行分支机构增长代表的银行竞争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银行分支机构变化在1998年以前,在东部地区,能够更好地反映银行竞争程度,银行分支机构变量在1998年以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明显,在东部地区也更明显。本文是研究国有银行竞争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首次尝试。     

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差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县域经济的增长差异非常大;结合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地理位置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业发展水平与县域人均GDP增长率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工业化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作用;城镇化发展能对缩小县域经济差异作出较大的贡献。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我国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分析

物流业发展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而,物流业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着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间差异不显著。分析认为,东、中、西部物流业基础设施的结构差异,RILS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政府政策措施的差异以及三个地区的财政充裕度不同是造成我国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而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跨区差异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等手段来缩小。     

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分析

利用2001年至200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验证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基于宏观总产出方程与信息基础设施微观供需模型相结合的联立方程模型控制信息基础设施内生性,采用人均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测度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信息基础设施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复合增长效应的测算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但是信息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增长的贡献与经济增长的状况却存在反差.在西部不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全国水平,而中部各省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却低于全国水平.     

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提出各地区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假设前提下,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利用2000～2008年中国各地区的数据,对各地区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总的结果表明:各地区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出口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

本文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4家机构对全国范围内的民营企业进行调研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地区制度环境越差,民营企业越倾向于采用民间金融融通资金;民间金融对于民营企业的业绩具有负面的影响,从而会对当地经济的增长产生负向作用;但是,如果民间金融能够被良好的制度环境所约束,其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就会被显著削弱。本文的研究证实了省级层面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对民间金融的经济后果产生不同影响。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1-2011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法,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在全国层面呈现"倒U"型关系;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劳动力的拥挤效应十分明显;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则显著正相关。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以1999~2013年地级市官员变更为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2)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财政政策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短视性政策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信贷政策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3)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我们还发现,随着科学发展观对官员变更制度中的经济考核指标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显著减弱。     

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与“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机理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利用30个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内在机理。基于门限回归模型,估计了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3因素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临界值;利用Hausman检验分析了门槛变量的影响效应,并且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通过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做产生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1)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显著的存在基于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的单门槛效应,制度、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改善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可能因素是资源依赖度,而丰裕的资源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3)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是自然资源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途径。     

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卫生服务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对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但基于面板数据对此问题分区域的研究较少。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污染等多重因素,使用中国30个省市区1997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卫生服务对不同区域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医疗卫生服务与居民公共健康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与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公共健康关系呈现倒U型的特征;具体而言:东部区域,曲线已达到拐点,中部区域,当人均GDP为3311元时,曲线达到拐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口死亡率呈正向关关系,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口死亡率只在中部地区显著正相关;全国、东部和中部区域人均医生数与人口死亡率呈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未呈现这一特性;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与人口死亡率在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可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对居民的健康威胁。因此,制定差别化的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服务政策等有利于提升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地区经济差距:一个基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渐趋拉大与经济整体的高速增长同样引人注目,本文基于结构转变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实证性地讨论了中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结果显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可以推断:导致上述变化的是地区之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程度的同步性有所变化;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步性,是引致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关键性因素;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解释力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这些理解如果成立,则对中国政府近来重点强调的地区协调发展问题就有启示意义。     

误区与超越─—国企改革难点与对策(之三)

4．行政驱动：投资机制的弊端投资在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中属于决定性变量。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实际状况看，投资左右着各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快慢。经济运动波动状况等，同相应时期的投资规模。结构及其效益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低经济增长国家和地区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或基石。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同一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不一样，特别是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存在相当大差别。这是由于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资源、技术状况、体制、政策等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投资的…     

省级“政坛CEO”与地方经济增长:商而优则仕?

"商而优则仕"的现象让具有企业高管任职经历的地方官员(本文称"政坛CEO")与辖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但之前并未获充分的研究。通过对1991~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定量分析,本文发现具有市场经济时期企业任职背景的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在一定范围内,任职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而仅有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任职背景则对此无影响。而且,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对这种关系更敏感;省长比书记对这种关系更敏感。本文的另一贡献在于通过探索性案例和计量检验的混合研究方法讨论了以上结果的影响机制,发现市场经济企业背景的官员能通过管理方式、知识能力和社会资本3个途径有益地方经济,促进投资增长和工业发展。本文结论将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之间领导干部交流提供丰富的政策启示。